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3-1)中国共产党秘密战线杰出领袖周恩来

刘江海 · 发表于 2017-2-3 11:23:06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3-1)中国共产党秘密战线杰出领袖周恩来

(2017-01-24 13:58:39)[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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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先辈历程史料。

分类：史料照片

1)中国共产党秘密战线杰出领袖周恩来

吴持生

在中国共产党艰苦而漫长的革命战斗历程中，相对与敌人面对面作战的公开战场，还有一条为夺取革命胜利起过重要作用的隐蔽战线。这条秘密战线工作的成败，直接关係到我们革命斗争的胜负。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曾讲过，我们不但要有地上军，而且还要有地下军，使两支军队配合起来才能把敌人打垮。党的隐蔽战线主要包括党的情报保卫、机要交通等机构组织，而中共创始并长期指挥、领导这一战场的统帅就是被该系统属员尊称谓之“豪公总座”的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总理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

1940年9月周恩来和邓颖超 1946年春执行停战协议军事三人小组

张治中(左)马歇尔(中) 周恩来(右)

引言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中的情报保卫、机要交通工作，在中国、在世界范畴内的评价堪称一流、独具特色，外国的间谍是色情、杀人、越货；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是相互倾轧、禍国殃民、无恶不作；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却是具有崇高信仰信念，无私无畏，人人敬佩的无名英雄缔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等历史关键时刻，我情报系统都能及时准确地获悉敌方相关情报信息，并经中央交通局(时对外公开名称“中央农委”)专属电台直发通达斯大林等相关统帅部。周恩来在我党隐蔽秘密战线的领导、贡献是杰出、功高不可没的。

周恩来创建秘密战线初，就确立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正确的工作原则、方法和严谨、严格的组织机构、规定纪律。

1.指导思想始终是遵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关注调研社会各阶层人员的思想状态情况，不放过社会存在的任何一点珠丝马迹，深入敌后虎穴，获取情报、肃清内奸，有效地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确保党中央、苏区和解放区安危，配合战役、取得胜利，保证革命事业的成功。

1936年底我父亲吴德峰长征到陕北保安担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再度在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双十二西安事变后，我父随即周副主席，应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邀，同机赴西安参加善后协调处理工作，蒋介石返南京后背信弃义局势骤然恶化，我父母遵从周副主席指示，留西安、再度转入地下从事秘密情报工作，负责领导西安情报守护延安大门。吴德峰依据周副主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组织了社会各阶层调查研究和在陕西省委欧阳钦和八路军办事处伍云甫等協助、配合、支持下，派遣、组织人员深入虎穴。当時在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特、宪等各个要害部门，几乎都安插有我们的党员或革命的同路、同情、支持者，掌握了敌人行动命脉和核心机密。如当时任胡宗南的副官熊向辉、胡宗南的机要通讯科长戴中溶、胡宗南侍卫队分队长的王应慈、西北军参谋处长的成子慎、38军办公室主任的姚警尘、38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的杨晓初、三青团负责人的陈忠经、任三青团书记打入军统中统特务组织的申健、打入西安国民党特务侦缉队队长肖德等等都是我们的同志，甚致敌特派来监视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特务霍建台等也是我们的同志，他表面上摆个烟摊是监视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小特务，实际上是我们保卫八路军办事处的眼线、岗哨……，可以说敌人当时的一举一动都掌控在我们的视线中。弄清了敌人的政治阴谋、军事计划、部队调动情况，多次揭露国民党耍阴谋、闹摩擦和反共高潮行径，有力地配合了我军大部队作战行动。一九三九年夏，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胡宗南，积极部署对陕甘宁边区及延安的进攻，妄图一举歼灭我陕北中央首脑机关，时正值周副主席由渝返回延安途经西安，我父亲将截获的胡宗南战斗序列部署，各部队的驻地、番号、长官姓名等详细材料交给周副主席带回延安。我党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及时揭露了蒋介石反共挑起内战的阴谋，捍卫了党中央、陕甘宁边区。在周恩来副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西安情报系统在保卫延安和战胜胡宗南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为我党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方针，以及当时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等政策提供了决策性的参考。

2、正确的工作方法和严谨、严格的组织机构纪律。

周总理领导隐蔽战线对敌斗争工作经验丰富、处事严谨、慎之又慎，在组建党的秘密组织机构之初，就安排、设置、考虑的很周到，将他亲自负责领导的隐蔽战线直接对敌斗争的组织机构分为，情报保卫和机要交通两个独立作战系统。情报保卫组织系统任务是专门负责侦查、搜寻、索取情报信息和党的保卫工作的，1927年5月由周恩来主持在武汉成立特务工作处，也叫特务科，科长顾顺章，下设特务、情报、保卫、匪运，四个股，以情报为主。特务股又称“打狗队”，以消灭危害革命、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叛徒特务为己任；情报股负责收集敌特、社会情报信息；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领导与机关安危；匪运股负责收编、瓦解、利用土匪和帮派武装、势力。在“四•一二”蒋介石和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周恩来任军事委员会书记，“特务股”由武汉迁至上海。1927年11月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书记，由周恩来、向中发、顾顺章组成“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 (顾顺章叛变后变更增补陈云等)，周恩来主持在“特务股”原班底的基础上，筹备组建成立了“中央特科”。特科下设负责情报反谍的情报科；负责营救同志、除奸(叛徒、特务)的行动科（红队）；负责电讯联络、无线电专业人员培训的电讯科；负责后勤总务的总务科及配有负责其内交任务的专职交通员。特科的基本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信息,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联络”。其具体工作负责人按先后排序有顾顺章、康生、潘汉年、武和景、欧阳忻、刘子华等。中共的特务机构成立于1939年2月18日，其前身是“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1939年中共中央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和“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合并改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对外公开名称“中央社会部”。延安时期“中社部”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是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中共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康生任部长，李克农等任副部长，“边保”由周兴负责也归康生统管。“中社部”、“边保”的前身实际上是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基本是沿袭了原政治保卫局的班底。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于1931年底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首任国家保卫局局长是邓发，该局由原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中共中央交通局”部份成员和中央苏区红军干部组成，邓发血统工人出身，政治立场坚定，长期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一职，其副手多是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吴德峰、李克农、潘汉年、李一氓等情报保卫、机要交通资深干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当时主要任务是肃清反革命、保卫苏区、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党中央，承负粛反、保卫、情报、交通等等重要任务，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严谨严格的工作条例和政令规定(详见社会部印发的《内战時期肃反文件》)。在中央从上海迁移至江西苏区时期，周恩来还直接主管中共的机要情报等重要部门工作。邓颖超曾具体承办过当时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秘密联络的核心机密工作，我母亲戚元德在江西苏区时也曾担任过中央军委机要科科长。

上海时期，“中央特科”、“中央交通局”两个组织机构同为周恩来同志垂直领导、统一指挥、协调配合，是并驾齐驱的两个独立操作隐蔽战线系统。两系统对外均绝对保密、组织纪律严谨严格，成员间相互均为单线联系，未经组织允许绝不允许私自发生任何横向交错关系，……。

将这两个组织分开，等于设置了一道防火墙，起到了相互制约，安全保证，保密隔断、隔绝的作用。一旦任何部位出现问题，就可做到立即防护、及时切断，中止漫延祸及全党和相关机构人员，这个关键作用在营救关向应等同志和处理顾顺章、向中发叛变等重大事件中都得己实施、体现和印证。

对于情报保卫，特别是特科工作薛钰、郝在今等老师都讲的很多很透彻了，在此，我就不再班门弄斧一一重复了。下面我就着重叙述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另一支显为人知的秘密交通情况。

一、周恩来长期直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秘密交通工作系统：

我党1921年成立以后，党组织完全处于地下活动，地区分割，机关设置分散，基本以住家、店铺等多种形式为掩护。由于白色恐怖，当时的各种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系统都掌控在反动派手里，各级组织、机关工作往来联系，都自然配有完成党内传递各类情报信息、交流物资等项工作的人员。随着革命斗争政治形势发展，逐步形成了“党内秘密交通” 组织机构，肩负起党的各级组织之间相互往来的信息文件传递，干部、人员调配往来护送，重要物资输送和经费流转等等特别任务。随着革命事业的急骤发展，党内秘密交通逐步扩大、完善，成为我党地下军奋勇作战，对敌斗争，执行特殊使命缺一不可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

大革命时期中央交通工作归中央组织部主管(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周恩来同志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秘书，先后兼任负责领导，组织、军委等重要部门工作)。1924年5月在党的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中提出：“地方委员会由三人组织之，委员长兼宣传部，秘书兼组织部，组织部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交通’的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第三人管理工农部(如遇有特别情形，各委员兼职得互换之)。地方委员会对于在当地国民党中工作的同志负指导的责任——凡在国民党工作之同志都应由地委指派。为增进某一部的工作成效起见，地方委员会得组织各种委员会。中央及区亦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责任。”1925年1月31日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进行计划》中又明确提出：“使本党宣传品广布全国，也是中央组织部重要工作之一。因此，中央组织部须设一交通干事，其任务：(1)指导出版部向各地扩张公开的宣传品之销路；(2)筹划向各地秘密的输送本党宣传品及函件；(3)担任中央各机关间及中央与所在地地委间之交通”。1925年中央专门设置交通科，负责中央内部各部门和对外联络任务。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中央决定在党内建立全国性的交通网，设置了交通处机构，当时中央的交通处分为市内交通及长途交通两部分，分工协作及时完成党中央交待的各项任务，后为适应对敌斗争的残酷新形势，又组建了必要的武装交通。1927年8月21日以吴世荣名义发给南方局、北方局、各省委临委的第三号中央通告明确指示：“八七紧急会议议决中央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交通网，此交通网的职任有二：

(1)传达党的一切文件，运送党的一切宣传品。

(2)兼探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他各种消息。

我的父母亲吴德峰、戚元德上世纪二十年代参加革命工作后，曾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隐蔽战线秘密工作。我父亲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暴发，曾任学生军班长；1914-1918年湖北省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曾参加并组织发动学潮；1924年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曾担任中共武昌地委委员、中共湖北地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代军委书记、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湖北省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兼中共鄂南特委书记，组织领导了湖北省鄂南暴动；1925年2月，他依党组织指示，自筹资金、校舍，在武昌黄土坡（现首义路）开办崇实中学，在北伐胜利以前，该校就担负了湖北地区对中央、对省内外城市和农村等地以及工、农、商、学、兵之间的秘密文件和宣传资料的传递和发送的任务；同年，我父亲按中央指示参加国民党，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当选为湖北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先后任商民部长、工人部长、军事部长、武汉特别市国民政府常委和公安局局长等要职，同样肩负着利用特殊渠道为党护送、保证往来领导干部安全及物资、情报、文件的秘密输送、传递的组织领导工作，并参与过当时秘密交通的筹建、策划及文件起草、实施运作等工作。在“四·一二”蒋介石和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以及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和“八七”会议期间，吴德峰在护送中央领导干部和大会代表以及传递重要秘密文件、情报做了许多组织、实施、应急措施工作。为了保证两次大会顺利进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会前曾多次召见吴德峰，就具体问题、细节进行过专门研究讨论。吴德峰当时工作受中央和湖北省委双重领导，直接领导人是周恩来和董必武等同志(此间中央军委组干是依托在湖北地方军委基础上组建的)。这期间我党曾先后组织选派了不少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和进步青年去苏联学习军事、政治、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业务，具体组织操作多是由身兼双重身份的吴德峰去实施进行的。

1928年夏吴德峰任中央军委交通科长，1928年底我父亲从河南完成任务返上海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交通科科长，1929年4 月，调任负责“中央外交科”工作；1930年7月中央军委建立“交通总站”，又指定我父亲负责；11月，军委“交通总站”改为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向中发、余泽鸿和我父亲组成“中央交通委员会”，组建“中央交通局”，我父亲为首任局长，将“中央外交科”归并中央交通局”，在周恩来垂直领导下，独立操纵，不允许任何成员私自对外系统发生纵横交错的非组织工作关系。当时交通局的重点任务是，打通苏区、湘鄂西、赣北与鄂豫皖等往来的交通线，统一布置严密的全国及国际间交通网。在周恩来亲自主持指挥下，参与经历了关向应等营救及顾顺章、向中发叛变等重大事件的处理全过程。

1930年，党的四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与红军”，抽调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到苏区去，将白区工作中心转到苏区，中央领导机关也由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上海成立中央分局。此间中央交通局重点抓了由上海至中央苏区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线工作，在中央和周恩来的正确指示领导下，交通局以最大决心先后从各地区调来大量强有力的干部(以姓氏排序) 王福田、卢伟良、肖桂昌、江如良、李沛群、陈彭年、饶卫华(君强)、张超、张俊贤、洪胜、涂瑞添（振华）、黄华、曾昌明（浪波）、赖义、谢美莲、蔡雨青、熊明心等等同志，在三个月中打通了中央苏区路线，隨后又打通湘鄂西、赣北与鄂豫皖的交通。1930年秋冬又新建了由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陶坑，至苏区等数条秘密交通线。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和保证路线安全畅通无阻，中央交通局先后在青溪、香港等地区设立了华南、闽西、瑞金等交通总站来管理领导这些红色交通线，交通总站下又设大站、中站、小站分级单线管理，不允许发生横向联系。根据需要交通干线、站遇到紧急特殊情况为保安全，还可随机应变酌定变更调整行走路线，但事先必慎重分析研究，来不及请示的事后必须汇报备案。

1931年底周恩来等抵达苏区时，给中央苏区的交通系统起名叫“工农通讯社”，附设在国家保卫局下，“工农通讯社”设有交通大队和大、中、小交通站，边防站，还专门设立了武装交通。武装交通员都是从红军中调来的班长或彭杨军事学校(红军大学前身)的毕业生骨干来担任。中央交通局从1930年11月成立至1933年，吴德峰、陈刚和交通局及各站的全体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周恩来等同志的直接领导、指挥下，在中央各级组织和苏区、白区各省市地区的协同配合下，在艰苦危难环境下，历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完成党交给的各项秘密交通任务，安全护送中央各级领导数百人抵达苏区和往来地区工作的同志数以千计，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从上海转移苏区的里程碑和通畅交通使命。1934年4月后，相继由李大章、聂洪钧、王子清等负责管理上海中央分局交通局工作，1935年7月由于上海中央分局屡遭破坏，上海中央分局撤销，交通局工作也随国内外新形势转化，依据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需要调整，以公开、半公开、秘密等多途径，继续采用秘密和利用合法地位等方式，灵活便通的去继续完成党交付的各项交通任务。1938年至1942年上海秘密交通的负责人是龚饮冰等同志。

1940年，周恩来、任弼时等从苏联回延安，依国际、国内形势，战争需要和共产国际、斯大林要求，进一步加强、调整、理顺国际国内机要交通管理，中央再度启用我父亲吴德峰任局长，将中组部二科即交通科归并过来，重组中央交通局，对外公开名称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直属党中央周恩来领导，周恩来去重庆南方局时，交任弼时分管。交通局重组后，依中央指示，加强调整、扩充新建了香港、上海、河南、新疆、内蒙、外蒙、苏联与我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及周总理领导的南方局所在地等全国各地区的秘密交通工作。南方局秘密交通是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党中央主持领导南方局工作时，于1939年至1940年亲自过问指示下在重庆成立的，辖属南方局组织部领导，负责人廖似光。1941年“皖南事变后”，工作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过问，袁超俊负责具体工作，南方局交通工作情况袁超俊的儿子袁明、袁冬林在本次会议中也分别做专题发言和论述，在此我就不再重述了。延安时期中央交通局的局机关先后驻轧在枣园候家沟的后沟和杨家岭的后沟山上，下设国内交通处(处长王琳)、国际(外)交通处(处长唐斌)、电台(中央对外，对苏联及第三国际等联络专用电台，台长段玉明即段子俊)、秘书长（王吉仁、王福、李沫英等）、办公室（帅孟奇又名帅光等，帅兼任过党支部书记）、组织审干（戚元德等）、后勤总务(李荣华等)、警卫队等机构、部门，还下设一个运输队(以骆驼、骡、马、大车运输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党来自多渠道获取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等情报信息，就是中央交我父亲多次组织分折核证，由交通局的电台译文直接送达苏联等统帅部的。

在白色恐怖、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机要交通和情报保卫工作一样，条件艰苦、险象环生，随时都可能危及到工作人员生命。参加这类工作的人员都是从党内选择的无私无畏、机智勇敢、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愿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英勇战士。其中有不少同志默默一生，为革命，为党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家庭、孩子、婚姻、直至生命。我党秘密交通线在白色恐怖的战争年代真可谓“青山处处有忠骨，大地彼彼皆英魂。”当时秘密交通遍及全国各地，由于处于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相互往来都是单线联系，很多可歌可泣无名英雄的事迹鲜为人知。

张宝全叔叔是早期从事秘密交通的工作人员，被捕后在法庭上威武不屈，最后押赴刑场上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蔡纫湘阿姨为护送掩护瞿秋白、何叔衡叔叔不顾个人安危入狱，残遭酷刑、非人迫害，患恶疾病逝；龚增祥烈士是我父亲的表弟，随我父亲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秘密交通工作，参加南通暴动时被捕，敌人极刑拷打，用剃刀将其头皮一块块割下，鲜血直流，他连眉毛都不皱，宁死不屈，敌人得不到任何口供，无奈设计放他出狱做钓饵，妄图跟踪诱捕其他同志，他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毅然留宿街头讨饭，我们的同志看到他的状况目不忍睹、想营救他，他示意同志走开甚至装疯卖傻用打狗棍将我们不知情的同志打走，敌人的阴谋再度落空，又将其抓回在南京雨花台枪决，牺牲时未婚年仅二十几岁；我表姨章文彩烈士，因家庭变故，经我母亲介绍到上海参加革命任机要交通员，后派方志敏部队工作，发报时被叛徒出卖，夫妻双双奋起砸烂电台、销毁密码、吞食电稿，被敌人当场刀劈砍死，他们留在摇篮中的一对双胞婴孩至今不知下落；1976年1月19日，曾任交通局闽西交通站负责人的李沛群在回我父亲询问的信中写道：“有关青溪交通站的那一家人被国民党杀害的事，据涂瑞添同志说，晋伯及家人确曾被捕，后来保出来，不久夫妇俩都病死了，其余的好几家亦有被捕、被杀及病死的，其中最壮烈牺牲的是大埔城里开小食店的老板孙世楷（党员），他被捕关押了三年多后才被杀害，临上刑场时还大声疾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死得壮烈，死得英勇！……。

我父亲生前曾经常教育我们兄妹说：从事隐蔽战线，搞情报保卫、机要交通工作的同志，必须具备坚定的革命信仰、信念，淡薄名利、奉献一切，随时准备为革命事业冲锋陷阵，具有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对于牺牲了的同志我们是幸存者！对于始终不能公开暴露身份的同志我们是幸运者！父亲讲的话我后来确实得到应证、有难以忘怀、深刻的体会和理解。刘亚佛烈士黄浦学生、早年参加革命、中共秘密党员，长期潜伏打入敌人军界为蒋介石重用升为中将，在江西任职时，为营救方志敏同志牺牲(以泄密罪被蒋介石军法处置枪毙的)，依秘密工作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的保密规定，其家人老小均不知其真实的身份，被捕牺牲前他只要妻儿藏匿、远逃，不能回老家，解放后遗属因家庭成份和刘亚佛是国民党反动派中将等原因，一直被视为反属。文化大革命后，家人偶从报上看到原与刘亚佛同僚关系甚密的原蒋介石的卫士长莫雄，时担任我广西省政协副主席，想到刘亚佛生前的行径，怀疑他也与共产党有关系，便找莫雄寻问，莫告知刘亚佛生前与严希纯(原国家计量局副局长)关系更密，严的政治面目文革中被造反派公开，他才得知其原来是共产党秘密党员，要他们到北京找严老询问，而严老已于1965年病逝，其养女陶亢(陶訚烈士的遗孤，我的同事、好友)找到我，问我是否听到我父亲(吴德峰)生前提起过刘亚佛之事，我不知，忽然想起母亲(戚元德)生前曾在文革时对我讲过，在延安审干时她亲自整理记录过很多同志的材料有档可查，我就去问罗青长表叔（红灯记中的表叔），罗表叔非常认真的派人查了此事，查到严希纯同志生前确实留有文字报告，证实刘亚佛烈士共产党员真实面目，并称其妻儿下落不明，请党组织寻找到后以烈士遗属厚待。至此，烈士牺牲四、五十年后，其不为人知的真实身份、牺牲经过才得以证明，其遗属反属帽子才随之摘除。

文革前，我父亲曾因过去为党工作过的一些秘密情报、交通人员，解放后离开了这些系统，分配到其他部门工作，遇到的一些历史纠葛证明问题，向周总理汇报请示过。周总理很重视这件事，曾明确表示找个适当机会，把这些老同志或遗属召集在一起，开一个座谈会、照个相、做个结论，留做日后历史的见证。文革中，“四人帮”等别有用心的人，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等等不可告人目的，对革命有过贡献的老革命、老同志，持别是从事过情报保卫、机要交通工作的同志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将他们都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除掉，并处处无事生非、刁难、围攻周总理。总理天天为党、为国、为民排忧解难忙不完的国家大事，还要四处消灾救火，奔波解救、解放老同志，甚致带着办公文件去陪陈毅等老同志挨斗……，再无了却这一心愿的机会，成为历史的遗憾。文革中潘汉年、陈刚、肖桂昌等等隐蔽战线有功之臣，就是这样先后被“四人帮”之流迫害致死，我父亲吴德峰要不是戚元德、罗青长、王震、周恩来总理等千方百计保护，直致最后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最高法院军代表、群众代表面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直接发话解放，也早死于非命。

196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与吴德峰同志握手说，德峰同志，你也老

了。你是我的老战友了，你要交好革命的班，把过去的工作经验传下去。

文革中，“四人帮”等别有用心的人，更视周总理为他们篡党夺权，实现反革命复辟阴谋的最大障碍，为了陷害、打倒周总理，他们公开在大参考等报刊上隐射、制造了所谓“四•一二”种种流言蜚语，并借题所谓的“伍豪事件”大做文章攻击诬陷周总理；他们还借批林、批孔、批周公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名目繁多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就不一一赘述。但对所谓的“伍豪事件”等问题在这里我还要多说几句，近年来，不少媒体以“红色女谍”、“传奇湘女黄慕兰的潜伏人生”、“中共超级美女特工黄慕兰演绎的红色传奇”、“周恩来身边的美女特工”、“黄慕兰助周恩来反击‘伍豪脱党’谣言”等为题，频繁炒作黄慕兰老人，说什么黄慕兰被周恩来赞为“‘女诸葛’‘我党百科全书’”、“黄慕兰当年智救周恩来关向应”、“黄慕兰及时报告向忠发叛变救了周恩来、拯救了党中央”、“黄慕兰最先向周恩来献策、撰稿反击‘伍豪脱党’谣言”、“黄慕兰奉命脱党与陈志皋结合是组织行为”……，这些文章说法和内容的主要事实都是源自一部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出版的《黄慕兰自传》一书，是违背、歪曲历史史实，严重失真的虚假造谣之词：

一、依陈云、李一氓、迟爱萍及周恩来本人和机要交通人员等写的史料证明，1932年2月16日起，在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出了所谓的《伍豪启事》，说“伍豪”等243人联名脱离共产党，纯属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诬蔑陷害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实际上己于11931年12月21、22日，由交通局的肖桂昌等同志护送从上海到达福建汀州中共闽粤赣苏区，对于所谓的处置《伍豪启事》全过程既没参与，更不知情，反击“伍豪脱党”谣言的不是黄慕兰，而是当时的上海临时中央的决策，主要功臣是当时领导特科的潘汉年。《黄慕兰自传》中这段绘声绘色的故事纯属天方夜谭胡编乱造；

二、依据吴德峰、戚元德、陈琮英、周惠年、孙晓村、薛耕莘等回忆史料，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大量的组织、领导、核实、营救、查证、处置工作都是在党组织、在周恩来等同志亲自领导、指挥下，在中央特科、交通局、党的外围组织、同路人、同情者等多方面支持配合下，群策群力，有组织、有计划、有谋略地去实施完成的，并非是“黄慕兰”的所谓能力“救了周恩来”、“拯救了党中央”的；

三、营救关向应同志，也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指挥下，安排特科的陈赓和负责交通局的吴德峰及关在龙华监狱同志的掩护配合，有组织、计划、步骤的利用各种关系渠道去疏通法官、监狱，消除隐患，由党出资聘请律师将关向应保释出狱的。其中，至为关键的环节是利用历史渊缘老关係，借助国民党派驻上海的特派员杨澄瀛之力，派出我党刘鼎同志将敌人抄去的重要文件换出。黄慕兰当时仅是一名交通局派出送钱聘请律师陈志皋的父亲出面辩护、保释关向应的普通交通联络员，何以来的凭借黄慕兰个人所为“智救”关向应出狱之说；

四、黄慕兰与陈志皋恋爱、结婚及脱党问题是她个人行为，不是因工作需要组织决定的：

1)孙晓村回忆明确提到，黄定慧(黄慕兰)与陈志皋谈恋爱他反对，因为黄定慧是共产党员，组织上又没同意。

2)《黄慕兰自传》说潘汉年走后是刘伯垂和夫人代表党组织与其联系的，并促成了她和陈志皋的婚姻，而刘伯垂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就退了党，怎么可能1933年又接替潘汉年的工作，更不可能代表党组织同意、促成黄慕兰与陈志皋婚姻。有史料明确记载1933年后，实际接替潘汉年工作的是武和景。

3)1955年黄慕兰到北京我家中找我父亲吴德峰，我父亲针对其要求恢复党籍等历史问题要求时的无理说词，就当面严正告诫其指出，你脱党的问题，是你自己行为所致，不存在组织恢复党籍问题。不要旧事重提，一粑屎不臭挑起来臭，这样做，对你对孩子都不好……。你过去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事，脱党后当了资本家太太，也无损害党的行为，还继续做了一些对革命有益的事，这一点我们是知道、有数的，依你现在的身份，仍可一如继往的做好你丈夫和一些老朋友、老关系的工作，动员他们回来、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教育好子女热爱祖国、热爱党，努力学习工作要求进步。……你的脱党从组织角度看，我是受命与你淡断组织关系往来的，加上你不听组织决定，我行我素贪图享乐去嫁人当太太，脱党是你自己行为所至，不存在组织恢复党籍问题。该谈话内容我已整理行文报告呈寄相关领导部门（包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出版、湖南党史、宣传、出版署)，涉及隐私，不便照本宣科，请谅解。

对《黄慕兰传》一书中存在的诸多严重失实问题，可阅读2013年3月18日马长虹在北京日报刊登的《党的历史不容戏说！——兼评<</font>黄慕兰自传>中的伪历史》、江晓平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研究•争鸣】发表的《对当前媒体上有关“黄慕兰”宣传的种种疑问》等文章及考证参阅“中国青年报记者谭璐采访刊登中国青年报的题为《中央特科第一女交通周惠年》”、“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伍豪事件前前后后》”、“原中央交通局老同志李沛群、曾昌明等写的交通工作史实《周恩来同志进入闽西苏区的经过情况》、《内战时期党内交通工作史实——中央交通局工作概况》等文史资料就一目了然知孰是孰非了！。

上述的不实报道和肆意炒作即歪曲了历史，破坏了任何党派都赞成的实事求是原则，说的更严重些，是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泼脏水，是丑化、诬蔑我们党的隐蔽战线工作。不论其出于什么目的，于史、于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不是什么好事。为还原历史的真貌，我在数年前就针对该书违背历史真相编造的谎言和媒体不负责任的胡乱炒作的严重恶果及危害问题，与具有该书出版权的《中国大百抖全书出版社》和相关炒作传播媒体提出交涉质疑，並以吴德峰、戚元德后人、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署名吴持生，向党和国家相关领导部门反映了情况，以期达到共识去纠正制止该书的继续推售和相关媒体的继续炒作传播。但“树未静、风更狂”，不知何道理，2013年1月11日，“2012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评选揭晓，反而推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黄慕兰自传》一书高居传记类榜首，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而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黄慕兰自传》中捏造的伪史谎言已被正史揭露无遗，是“秃子头上的虱子” 明摆着一清二楚的亊了，但时至今日始终有人(最近才知其中有“黄慕兰”女儿外孙等) 毫无悔改之意，又借助所谓“黄慕兰”寿诞之日和黄慕兰“荣获一枚抗日70周年纪念章” 、“领导部门的关怀探視” ……为由，继续老声重弹，仍在鼓吹、炒作所谓 “救过周恩来的美女间谍1 1 0岁还健在” ，“曾被周恩来称为我党的一部百斜全书” 等等伪史谎言，甚致别有用心地说什么，“红色美女间谍黄慕兰，曾救周恩来，建国后被诬告成国民党……”，“不要理吴持生们！” 等等挑衅言词。更为猖狂的是最近朋友从书店买回送了我一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 0 1 6第二次再版封面换成黄慕巨照内容依旧的《黄慕兰自传》新版书，封面突出标明“最美红色女‘特工’自述” 封底又违法署周恩来名，在第一次再版封底编撰的所谓“黄慕兰是党的百科全书” 话添加为“黄慕兰是党的百科全书，是一个经得住考验的好同志……。” 不知“”和陈赓署名的“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应” 作为《黄慕兰自传》新版书宣推销广告，不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到底想干什么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挣昧心钱，还是力挺把“黄慕兰”变成他们所封称为货真价实的“最美红色女‘特工’”，还是证实黄慕兰伪造的代周恩来草拟《伍豪启事》，……等等谎言为真而陈云、李一氓、迟爱萍、吴德峰、戚元德、陈琮英、周惠年、孙晓村、薛耕莘及周恩来本人讲的都是假话。难道真的没有国法了吗？！难道真的谎话说千遍就会成真的了吗？！2016年8月16日澎湃新闻记者陈竹沁“《黄慕兰自》被指歪曲历史公开史料与其有出入” 文章经多方釆访进一步在媒体上公开史料摆出正反两面各类证言证词证据，是正视历史便于读者研究对比分辩真伪的又一良好的开端契机。我们确信历史的真相客观存，是谁也篡改歪曲不了的，我们坚信雨过天情，随着反腐倡廉的深入，不正之风的纠正，谎言终归是谎言，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努力，谎言终究会彻底揭穿，扫入历史、史料的垃圾堆中的。

在中国革命的近代史中，周恩来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还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主要创始、奠基人与卓越领导者和统帅。由于隐蔽战线的秘密特殊性，长期以来，这条战线上无数共产党的优秀战士及英烈，经艰苦卓绝的斗争、用生命和鲜血换取的惊心动魄战绩、功勋鲜为人知。周恩来对党的隐蔽战线领导的特殊贡献，也少见广泛研究评述。他一生全心全意为党、为国、为人民、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维护世界的和平，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是活活累死在总理岗位上的，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载青史，永远留在我们后辈人的记忆中。

1976年总理逝世全民皆哀，泪洒十里长街迎送总理灵柩；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百万民众自发祭奠周恩来总理，人如潮、花如海，这就是历史原貌的最有力证明。敬爱的周总理及隐蔽战线上将士们的英魂雄魄、丰功伟绩将与日月同辉！永垂不朽！！

人民群众泪自发的长夜守候迎送敬爱的周总理灵车酒十里长街

1976年清明天安门广场祭奠周总理场景（后图为北影邢培修特技摄影师拍摄的长照截选）

作者简介﹕

吴持生1939年生于陕西省西安，中共党员，高级工师1963年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合成橡胶专业，长期从事

合成材料、塑料加工、化学建材等行业，科研、生产及经营管理工作。

1963年9月在原化工部橡胶司、生产调度局技术员；1968年1月在化工部北京化工研究院从事二元乙丙、三元

乙丙橡胶小试、中试研究；1969年7月支援三线，在四川富顺县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从事耐辐照苯撑硅橡胶小

试、中试研究，曾荣获化工部国防化工科技成果嘉奖；1972年2月调燃化部(石化部)石油化工科技总院新型材料

室合成橡胶专业科研技术及项目管理工作，参与调研编制新型（特种）合成橡胶“五五”(十年)规划和年度计

划，组织新产品科研生产攻关会战，填补国内空白，打破帝国主义禁运封锁。1976年曾荣获部先进工作者表彰；

1982年5月调化工部炼化曾任化工部炼化司合材处暨化学建材处处长、部党委委员，曾当选中共中央中直机关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