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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散记---我的“文革”记忆
五十年前，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并于次日向全国公布，“文革”全面发动，那一年我正好十岁，还是个小学生。十年以后，“四人帮”垮台，“文革”实际结束，那一年我正好二十岁，已经参加工作一年多了，我由少年成长为青年的阶段就是在“文革”期间度过的。
虽然由于父母都是军人，那十年我都在部队大院里生活，但“文革”造成的浩劫是全方位的，部队大院也不是世外桃源，一样受到波及，发生许多令人感慨、嗟叹的故事。我以及与我同龄的那一代人的黄金年代恰逢“文革”，不知道是幸运抑或是不幸。
一个人少年时留下的记忆，往往要一辈子跟随着他，而那十年里的所见所闻所感，也深深地留存在我的脑海中，从未忘记。把它们写出来，或许是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于“文革”全面发动五十周年最好的“纪念”。
第一章、关于部队子弟
前面说了，那十年我都生活在部队大院里，所以先要把这个情况说明一下。
1956年10月的某一天，我在四川省重庆市出生（那会儿重庆还没有直辖）。因为父母都是军人，都在当时的第七军医大学工作（番号是后字245部队，不过这个番号早已废弃不用了，后面会比较详细的介绍），因此，我就是一个“部队子弟”。
如今有个热门的词汇叫“大院子弟”，也出了好几部反应当年部队大院子弟的电视剧，但当年我们并不这样称呼自己，我们对自己的称呼是“部队子弟”（不知为何不是“军队子弟”）。大多数部队子弟都住在部队的大院里（家属区），一般来说，其父母至少有一位是军人。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部队子弟在中国都是一个特殊阶层。
有很长一段时期，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成分（所谓“红五类”、“黑五类”是也）决定着他的社会地位甚至以后的命运，部队子弟，那时就是响当当的“红五类”。
不仅仅是政治上享有特殊荣誉，生活上也跟一般工农子弟不一样。尤其象我们这样“驻扎”在大城市中属于后勤体系的部队家属，其生活条件比当时的普通老百姓要好很多（住房、衣着、副食品供应、文娱生活等等），比如在“文革”前，我们军医大学就有自己的奶牛场，我们从小就有牛奶喝，而大院外面那些工农子弟根本没有这个条件。
后字245部队有一大批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孩子，具体有多少人，没有精确数字，但我估计不少于1000人。
大学及其附属医院都有自己的托儿所、幼儿园，我们都是在这些托儿所，幼儿园里成长起来的。重庆市内一度还有好几所只收部队子弟的寄宿制学校（其他大城市应该也有），如“八一小学”、“红星小学”等（前者是重庆警备区设立的，后者是第七军医大学设立的。不过那时开办子弟小学并不是部队的专利，其他单位比如某机关、铁路等大企业也有），我们院里1956年以前出生的许多孩子都曾在“八一小学”、“红星小学”上过学（包括家兄和我）。
1965年，部队取消军衔制，也不搞特殊化，这些部队子弟小学全部关闭（连奶牛场也停办了），红星小学的学生全部并入大学旁边的高滩岩小学。
我们住的家属区大院，虽然有围墙，但看管并不严密。即便如此，“文革”以前大院外面的那些孩子也很少进来。偶尔有胆子大的跑进来，被我们发现，就像看到异类一样，专管大院事务的军人还会去驱赶。有一次有两个不知哪里的小孩子跑进来，爬上一棵核桃树“偷”核桃吃，其中一个就被军人抓住，拽到院务部去“审问”，我们都去围观。那个孩子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畏缩地站在角落里，奇怪的是嘴唇青黑，看上去很吓人。后来才知道他们偷吃的核桃还没有成熟，才会把嘴唇染成这个颜色（可见那时的小孩子真是饥不择食）。
那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大院内外是两个世界，把大院外面的小孩子称为“野娃儿”。走出大院就有些发怵，只有回到大院里才有安全感。
我们家当时有一辆自行车，父亲偶尔骑它上下班（遇到上坡路只好下来推）。他用自行车带我和家兄去大学浴室洗澡、经过高滩岩街上时，几个衣服脏兮兮的外面的小孩子一边惊喜地大喊：“洋马儿！”，一边跟在自行车后面奔跑（那情景就像今天的人第一次看到庞加迪、迈巴赫、兰博基尼一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没有优越感那是假的。
现在的影视剧里的部队子弟都穿军装。但其实“文革”以前并不是这样的，即使“文革”刚开始那几年，我们在重庆时的穿着打扮跟大院外面的小孩一样，不少人衣服上还打着补丁，区别只是略为整洁一点，个别女孩子家里在上海、广州有亲戚，偶尔有一、两件颜色鲜艳、款式别致的衣服、裙子。以军装为主是我们跟随部队到了上海、1970年代以后（我觉得跟“文革”不无关系，之前部队管得很严，基本看不到小孩子穿军装，等到北京那些干部子弟“红卫兵”穿上军装招摇过市，人人一身军装便逐渐成为那个年代最时髦的打扮，部队子弟自然是近水楼台）。我们穿的还都是四个口袋的干部服（大一点的孩子就穿父母的，小一点的孩子则是父母特意去换了小号的），搞得那些战士很不服气。
起初穿军装并非为了显摆身份，而是大人因为这样可以省了买衣服的钱。时间一长，我们才把军装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和群体的认同（但鞋子是例外，上初中以后便不穿解放鞋了，春夏秋三季都是白色回力球鞋或者黑色灯芯绒面的布鞋，冬季是高帮黑色牛皮鞋，后来有些人冬天把其父当年的将校呢制服穿上，但外面要罩上一件65式军服，个别人还披上一件呢大衣，那是那时冬天最神气的打扮）。只有一些女孩子觉得军装肥肥大大的不好看（尤其是裤子），夏天便穿上花裙子，冬天则在棉袄外面套上花布衣。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尽管“部队子弟”这个群体还在，但却不再是一个“特殊群体”，远不如当年那么“吃香”了，部队大院也不再是神秘而令人羡慕的所在，有的甚至彻底消失。与很多高档住宅小区相比，如今的部队家属区堪称寒酸简陋（虽然面积并不小），当年那种比普通民众生活条件要优越很多的状态，早已不复存在。
随着新一轮的裁军开始，又有许多部队要“军转民”、交给地方，其中就有存在了六十多年、我们生于斯、长与斯的军医大学及附属医院，部队子弟的人数，将越来越少。
能成为一个“部队子弟”，当然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都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出生的东北人，经历过伪“满洲国”统治，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解放军，都是“四野”的。“四野”是林彪领导的牛B部队，所以我也为此感到很有面子，经常跟小伙伴们吹嘘，对林彪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自己的父母曾经是他的部下，尽管他们可能都没有见过他。
父母跟随部队从东北进山海关，一路南下，到南昌后离开原来的部队，进入第六军医大学，1954年，第六军医大学大部分人员离开南昌，与在千里之外的重庆第七军医大学合并，组建成新的第七军医大学，这样他们又来到了重庆，一直到1978年转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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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0 14:2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