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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与转折：从苏中到鲁南 汪洋 引言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围攻我中原军区部队，内战全面爆发。7月13日，在离中原地区不远的华东之苏中地区，我华中野战军发起苏中战役。从此战之前一直到半年之后的鲁南战役，我军最高指挥机关主要领导毛泽东等人与华东两个战区（山东、华中）的主要领导陈毅、粟裕等人之间，在战略攻防、作战方向等诸多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意见，以至于在往来电报中形成各种意见的争论。此时华东地区我军分为两个军区、两个野战军，即山东军区（由新四军军部兼，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舒同）、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参谋长宋时轮，政治部主任唐亮）和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委邓子恢，参谋长刘先胜，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参谋长刘先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 早在当年1月4日，中央军委在给华中军区和野战军领导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等人关于建制和指挥系统的请示电的复电中指示：“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于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同志指挥。你们野战军经常的位置及战略性的行动，均须事先取得陈毅同志的同意并报军委。”（参见《粟裕年谱》140页）规定了华中野战军的指挥系统属性，即华野接受中央军委和山东军区的双重领导，这也使毛泽东可以听到陈毅和粟裕两种不同意见，对于毛泽东的正确选择大有益处。 战争进行到解放战争时期，对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军事思想，几方领导人似乎都没有异议，但是在如何集中兵力，集中兵力使用于何作战方向等具体问题上，却产生了不同意见。这在当时也属正常，因为各人所处战区的位置不同，对形势的认识、分析、判断不同，对军事思想的理解不同，作战经验的不同，对部队和战区的了解不同等等，但都能据理力争，充分发表意见，希望最高当局认可自己的意见并付诸实施。今天我们读到当年的电文，研究这一争论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我军最高指挥机关对战局的看法、及对战区指挥员的意见的尊重，战区指挥员对自认为正确意见的坚持，以及战争实践的检验，是对战史的最好的学习过程。 当年这一争论随着战役的展开而此起彼伏；随着我军退出苏中、两淮、苏北进入鲁南而使歼灭敌军的战役越打越大，不同意见逐渐趋于一致。而争论的结果是：华东战场主动权的易手，国民党军由战争开始时的全面进攻被迫转为重点进攻；我军撤出华中根据地，退向山东根据地腹地，把包袱甩给敌军，但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集中了兵力，完成了华东战场的战略转折，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歼灭战。作为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鲁南战役之后，我华东地区华中军区和山东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真正达成了兵力的集中；并以华中野战军指挥部为基础，加上山东野战军指挥部一部，组建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参见《粟裕年谱》222页），真正实现了指挥的统一，为以后打更大的歼灭战，进而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苏中战役
抗战胜利之后，我山东解放区和华中解放区连成一片。华中军区又称苏皖军区（参见《苏中7战7捷》中共党史出版社06年8月版102页注释），包括淮北、淮南、苏北和苏中4个军区。 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军已经在津浦路徐州至浦口段以及长江下游南京至南通段，部署了18个整编师的兵力，企图围剿华中我军，进而拿下华中地区，并切断我山东和华中解放区的联系，。我华中之淮南、苏中解放区与南京及苏南富庶之国民党统治区隔江相望，当然为蒋介石所不容。在淮南正面蒋介石部署了他的头等主力整编74师和5军主力，沿津浦线浦口以北又部署了整编48师等部队，对淮南形成两面包围之势。津浦线蚌埠至徐州段部署了整编58、28、88、69、57师和7军，企图切断山东和华中的联系，从北面迂回我华中解放区首府两淮（淮阴、淮安）地区。在苏中扬州、泰州和南通部署了整编25、83、49师，直接对我苏中地区形成军事压力，并在江南沿岸部署了整编21、65师，一旦开战即可渡江作为预备队。 1946年1月7日山东野战军完成整编，下辖1、2两个纵队和7、8两个师，共7万余人。战前1纵位于山东泰安，其他山野主力集结于枣庄、峄县、台儿庄一线。 1946年5月8日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完成整编，主力部队扩充为1、6两个师，7、9、10三个纵队，野战军由4万多人发展到6万多人，并加强了地方武装，建立了较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见《粟裕年谱》148页）。战前9纵位于淮北灵璧，10纵位于高邮，其他华野主力集结于东台、如皋一线。（以上敌我态势参见“华东战场敌我态势及敌进攻企图”） 面对国民党军的部署，从我军最高指挥机关到山东、华中的领导人都十分清楚，战端肯定要开，首当其冲的是华中的淮南和苏中地区。 5月31日、6月6日粟裕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两次电告中央军委和陈毅，要求“山东在整个战役上应让华中先在苏中取得一二个战役胜利后，再转移兵力”，“国民党军主力四个军极可能以泰州为出发点攻占我兴化、东台、高邮。我如失东台、兴化，则苏中九百万人口之富裕区即无法坚持。为转变此不利形势，我军决集中兵力攻占扬州、泰州线之宜陵、白塔，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出来决战，在此地求得打两三个大仗，歼敌二至三个师，相机夺取泰州，以巩固南线”。（《粟裕文选》第二卷30-33页） 毛泽东6月11日复电：“（一）国民党攻我淮南路东，现又攻我路西及南通区，我向国民党某区取主动攻势，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二）军事上究竟应否攻宜陵、白塔，由你们根据实情决定之。（三）我必须用一切方法歼灭敌人于南线，保卫九百万人口的南线各区”。（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27页）对华中军区要在苏中打几仗的观点表示了明确的肯定。 陈毅却在6月12日的复电中表示了不同意见，“如淮南无适当部署，即令苏中突击有效，亦得不偿失”。（参见《粟裕年谱》152页） 6月16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海安县王家园子召开各师各纵队首长会议，讨论如何执行中央和陈毅11日、12日的指示，会议权衡了在苏中或淮南作战的利弊得失，认为在苏中作战比在淮南作战更为有利，首先集中兵力用于苏中方向，待苏中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再适时将主力西移淮南。同日陈毅复电“作战方案不可预先肯定”。（参见《粟裕年谱》153页） 在回忆录中粟裕概括了苏中战役选择华中解放区前部作战的原因： 苏中是抗战时期我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晶，不打就撤对谁都不好交待；苏中我军对敌人的全面进攻早有准备；苏中战役对战争全局应起战略侦察作用。 不仅如此粟裕还分析了苏中战役的取胜条件： 苏中我军有长期与日、伪、顽军作战的丰富经验和顽强战斗的传统；苏中主力熟悉该地的地形地貌和民情，侦查、作战、保密和战勤保障非常协调；当面之敌虽强但未展开，我军可以出其不意。（参见《粟裕战争回忆录》363-365页） 不久之后，毛泽东在6月22日的“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首次提出太行、山东两区外线出击的战略计划，此电未发给华中，但提到“粟谭主力对付江北之敌，配合你们作战”。后来又在6月24日的“对南线作战的补充指示”、6月26日的“华中野战军应准备出蚌浦线作战”等电文中明确指示：“粟谭（粟裕、谭震林）率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三分区（指津浦铁路东西淮南军区军分区），与陈舒（陈毅、舒同）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指安徽蚌埠和江苏浦口）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三、四分区（指津浦铁路东西淮南军区的两个军分区）失地，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午灰（7月10日）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待命攻击”。并强调粟谭“你们一切听陈舒指挥”。这就明确了向外线出击的战略方向（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39、143、148页）。 而粟裕动作更快，6月23日就电告山东、华中两军区，报告苏中战役已准备就绪，“拟于25日攻占白蒲，以主力歼灭其由南通来援之敌。” 没想到的是华中军区张鼎丞和邓子恢在6月27日致电粟裕、谭震林并报中央和陈毅，表示同意中央6月26日的计划（参见《粟裕年谱》155页）。粟裕急忙致电山野、中央军委和华中军区，指出“目前我们主力都集中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准备完毕，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因1、6师及7纵指战员都是苏中人，有些家中已遭顽摧残。为此我们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参见《苏中7战7捷》81页）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太行两区各军政主官对毛泽东6月22日的电报均未提出异议，唯独粟裕根据他对全局和苏中局部态势的分析，出于对战局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提出了不同意见。虽然在电文中没有用“斗胆直陈”这样的词语，但斗胆直陈的态度已跃然纸上。 第二天（6月28日）粟裕召集各部队首长会议，传达讨论中央和山野（当时又称新四军军部）指示，各部队首长一致要求先在苏中打一个胜仗。会后，粟裕立即从海安赶赴淮安，请华中分局讨论决定，同时要求华野指挥机关突击翻印淮南、淮北地图，做好西移淮南的战斗准备。这就是粟裕在苏中战役中的“一赴淮安”。对是否能留在苏中作战，粟裕是有两手准备的，出击外线是中央军委的计划，关系到各个解放区的战略行动。陈毅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主管华东战局，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是自己的同事，他们都同意中央军委的意见，自己的反对意见如果连张、邓、谭都说服不了，那么就要准备执行向外线出击淮南的命令；但是粟裕也不放弃通过正当途径陈述自己意见的机会，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这一天陈毅也赶到新安镇与谭震林会晤，“研究结果，华中主力西移，鲁南部队（指山野主力）南下”（参见《粟裕年谱》156-157页）。 粟裕赶到淮安，与华中分局的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与陈毅会晤后28日赶回淮安）共商，“他们同意我的意见”（《粟裕战争回忆录》358页）。“粟裕待人十分客气”——2007年12月5日笔者采访粟裕原测绘参谋、作战股长秦叔瑾时，老人常常重复的一句话，在此也可见一斑。但笔者认为，与其说是他们“同意”粟裕的意见，不如说是粟裕说服了他们，而同意自己的意见。 于是在6月29日粟裕与张、邓、谭联名致电中央并陈毅、舒同，指出：淮南粮草困难，苏中主力出击粮弹供应和民夫运输都要苏中后勤支援，主力西移苏中必失，使后勤支援断绝。“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淮南当面之敌强于苏中之敌——笔者注），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建议“王陶两纵（指1、6师，王：王必成，陶：陶勇——笔者注）仍位于苏中解决当地之敌”（参见《苏中7战7捷》中共党史出版社06年8月版83页）。据秦叔瑾说，他在编撰《粟裕文选》时见到这份电报的原件，署名是“张邓谭粟”，而不是通常的“张邓粟谭”，因此电是粟裕亲自起草，而将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2007年12月5日采访秦叔瑾记录） 淮南周边的敌情证实淮南战局不能乐观：浦口、浦镇有5军，六合有整编74师一个旅，军部附两个旅在镇江，整编25师已到扬州，整编83师在泰州，合肥、蚌埠、灵璧一线是桂系7军、整编48、58师，比苏中周边的敌情严重得多。 陈毅于次日（6月30日）复电华中野战军并致中央军委，不同意华中的意见，要求“王陶纵队应立即西开”，认为“王陶留苏中一二仗无法改变该地严重局势，胶滞于该地于全局不利”。姚旭（原23军政工干部，后为国防大学教员，《毛泽东年谱》副主编，2002年去世）撰文认为“陈毅主张‘敌向内，我向外’，与中央的计划是一致的。陈毅对中央关于外线出击的计划的拥护是竭诚的，经过自己思考的，并非唯唯诺诺之言”。（参见《粟裕研究文萃》1999年9月第3辑姚旭著：“解放战争初期的南线战场——兼与田禹仲、吴群商榷”85页）如果说陈毅不是唯唯诺诺之人，那么粟裕就更不是唯唯诺诺之人，而且更有想法，更有主见，对战局更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 中央军委接到双方电报之后，毛泽东于当日18时同时发出两份电报，一份给陈毅，指出：“华中29日酉（17-19时）电，主力留苏中确保财源，而将淮南作为钳制方向，以九个团担任破路阻敌，此意见似有理由，你们觉得如何？盼告”。另一份给华中张、邓、粟、谭，指示：“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陈毅——笔者注）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参见《苏中7战7捷》中共党史出版社06年8月版85-86页，《粟裕年谱》157页）表现出毛泽东对执行原定计划有望松动的可能。 陈毅接到毛泽东的电文之后，于7月1日致电华中野战军并报中央军委，“同意王陶纵留苏中待机”，但是留了一个尾巴：“但5旅应开至六合、天长间（即淮南——笔者注）整训”（参见《粟裕年谱》158页）。 7月4日毛泽东在他“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电文中指出：“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57页）。对我军初战的战略方向进行了修改，也使“外线出击淮南”和“留苏中打几仗”的争论告一段落，这应该算作关于苏中战役争论的第1个段落。 这样才有了后来称为“7战7捷”的苏中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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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18 08:13:38
发表于 2015-6-19 09:0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