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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年 临 时 工 》 —忆父亲刘传新 作者：刘新力
临时工就是被暂时聘用、时刻准备离开、一切都没有保障的务工人员。他们不享受正式员工的福利待遇，没有升迁出世的机会，但通常却做着正式员工不愿意做的那些艰苦、危险、吃力不讨好的活计。简单说他们就是吃苦受累在前，却没有正经待遇，并且不招待见的那一群人。更要命的是，每当发生了危险或出现错误时，第一个或者唯一一个被提溜出来挡风、堵抢眼或担责的往往也是他们！
1967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进驻了一批临时工！
一张对北京市公安局实施军事管制的布告贴满大街小巷。布告宣布中央对三个人物的任命：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牟立善，副主任刘传新、王更印。刘传新即我父亲。这三个人被要求在指定的日期内走马上任。
（一）
那一年我11岁,我们家住在无锡荣巷27军军部大院。一天下午我在外面玩耍后回家，发现父亲已经在家里了，在我记忆中他这么早回家是没有过的事情。家里的气氛不大对劲，全家人闷着头，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小心翼翼问大姐怎么回事，大姐把我拉到院子里，说北京突然来调令，要父亲去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我一听脑子就炸了，反应很激烈。我那时虽然小小年纪，却不知为什么对公安局这三个字极没好感，听着非常刺耳，特别抵触。也许是虚荣心驱使吧，总之感觉父亲被调到公安局是一件很糟糕很没面子的事情，在我心里父亲应该永远是军人的形象。大姐看出我的心思（其实全家人都和我一样），安慰我说父亲是去军管，不脱军装。
不脱军装，这好歹是对我父亲以及我们全家的安慰，就像把我们推入黑暗同时又给我们留存了一丝光明一线希望一样。父亲17岁投笔从戎，在家乡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学生抗日，并随学生队伍一起被编入新四军。之后从骑兵团到野战军，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怎么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他出生入死，英勇战斗，从未离开过部队一日。他以军人为傲，视部队为家，把军人的尊严和荣誉看作生命般宝贵。他辉煌的军人生涯也令我感到自豪和骄傲，作为革命军人的子弟我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
对父亲的这次调动，我当时只是以一个小孩子的个人好恶去衡量判断，而现在站在父亲的角度，我似乎能够揣测到他当时心境的复杂与痛苦——不仅仅有对部队的依恋不舍，以及生怕再也回不到部队的担心，更有对一个陌生环境以及对一个未知世界所怀有的忐忑不安。他内心是很不愿意去北京工作的。
全军像我父亲那个层级的干部一抓一大把，军管北京市公安局中央调人，怎么就偏偏选中了远离北京、没有任何背景和人脉的他呢，有人拿这个诬陷他与林彪、四人帮关系密切，其实我也有兴趣想知道他调北京究竟是谁的主意。
近年看到有相关文章说到当年中央问南京军区要人并无具体指名，军区领导在讨论人选时是许世友司令员提出让刘传新去的。父亲抗美援朝中多年战斗生活在坑道里，患上严重的全身性风湿，险些瘫痪。他回国后一度离开野战部队，先在南京接受治疗，后被调至上海警备区守备部队，闷了6年之后不知怎么被许世友挖掘了出来，他把父亲调到了27军。此后许司令好像对我父亲的印象越来越深，如果说中央要人他第一个想到刘传新，这个情节比较合理，不突兀。
不过据我所知许司令当年为了留下我父亲曾跟中央软磨硬扛过，他还面授机宜教我父亲装病住院，只是这种伎俩被太多的人使用已经骗不了上面，总政急令我父亲有病去北京住院治疗，务必在规定日期内报到，而且还不能坐火车，要速乘飞机启程。如果当初真的是许世友提的名，那他一定是后悔了，是不是他意识到让我父亲去北京是把他往火坑里送？不管怎样他最终没能留住我父亲。对我父亲来说，那是命，他不能抗命！这件事还证明被领导惦记不一定都是好事，是好是坏要看自己的造化。
父亲动身那天母亲把他送到上海虹桥机场。飞机是夜里起飞的，那天晚上天空下着毛毛细雨，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估摸着父亲登机的情景：我想象中的候机楼灯火通明却空空荡荡，只有父亲和警卫员小朱两个人；外面阴雨绵绵，寒意侵肌，一片浑沌。父亲披着军大衣缓缓走出候机楼，随即被吞噬在寒冷的黑暗之中……
这幅想象的画面是当时我，一个11岁男孩子的预感，从此它在我内心深处定格，并在脑海里时常闪现——参军离家想念父亲的时候，父亲一度病危我接到通知的时候，那一夜我下班回家得知父亲被停职接受审查的时候……每当这样那样与父亲有关的时候这幅想象的画面就会缠绕心头，挥之不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甚至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父亲脸上忧郁凝重的表情。我心中的画面或许是血肉相连的父子之间才有的心灵感应，那一定是暗示，暗示父亲走出温暖和光明跨入寒冷和黑暗的那一刻便是我们的生离死别，是他宿命的起点。
（二）
父亲去北京赴任是1967年2月，而在之后不久的5月我就不知轻重地跑北京找父亲去了。
文革开始不久我母亲便受到冲击，她因为是中学校长，是所谓当权派，自然遭到了批斗。父亲调北京后，母亲一度被红卫兵关起来，失去了自由，我就是那个时候跑北京去的。
北京市公安局在东交民巷(文革期间叫反帝路)西口，当时也就几幢破旧的洋楼，洋楼内部破烂不堪，楼道两面的墙壁上贴满大字报大标语，目及之处尽是些砸烂、打倒、油炸之类的凶狠字眼儿，看得我心惊肉跳。它们虽然不是针对我父亲的，也不免让我为父亲捏把汗。
那天我下了火车找到公安局后一直没见到父亲，警卫员小朱接待的我，他劈头盖脸第一句话就是"你来干什么？"，满脸的责备。随后他把我塞给一个白白胖胖的公务员大叔（当时负责勤务的工作人员叫公务员）就匆匆走了。公务员大叔从食堂给我打饭吃，我就在他的小屋里歇息，他很尽心地照顾我。那天下午几位大姐姐叽叽喳喳跑来看我，什么小金呀大郭呀，都是刚从空军部队复员分配到公安局电话班的年轻人。我跟刘姥姥似地被她们领着去逛了前门和王府井，又吃又喝，一直玩到晚上，感觉幸福满满。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醒过神来，父亲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随他一起过来的还有牟立善和王更印。牟立善（他让我们叫他牟大爷）是个大嗓门大炮筒，见着我就说"哎呀，不用问，介（这）准是刘传新的孩儿，丢不了。"他操一口浓重的胶东话，跟我逗闷子，逗着逗着就变脸了，瞪起一双牛眼睛，非常严肃地问我："你来做些么（什么）？" "吹胡子瞪眼"说的就是他那样的，很唬人。那天牟大爷说了很多，一个劲地得得得得，也不让我跟父亲多说几句话，不过他说的我都听懂了。
牟大爷的意思按照我现在的理解就是，我北京来得极不是时候，是给我父亲添乱；公安局太乱太复杂，公检法被砸烂了，公安局以前的领导全被打倒了，新的领导走马灯似地被换了两茬；他们军管会三个正副主任初来乍到，那样的局面和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第一次面对，他们小心翼翼，不敢乱说话，生怕言行不当闹出什么乱子，因此压力很大很大，非常累，我父亲没有精力顾我。牟大爷叫我赶快走，不要待在那里。当时我嘟哝了一句：这里的公务员叔叔对我很好呀。牟大爷听了眼睛瞪得更大了。他说：他对你越好我们越害怕，他们内部派性很严重，我们搞不清谁和谁是一派的，那个公务员如果属于哪个派，那他对你好，可能会造成他们对立面的误会，以为我们有偏向，别的派可能会不愿意。
一旁的父亲对我说，我可以留在北京，不会赶我回无锡。已经为我安排好了去处，总政有一位从27军调去的干部邹世勇（长津湖活下来的英雄），已经跟他说好了让我暂住他家。邹叔叔的儿子邹常茂原来是我同班同学，对这样的安排我自然是非常高兴。接着王更印不紧不慢地开口了，他说这件事是他们三个人讨论决定的，叫我不要怪我父亲。他们有约定，无论大事小事公事私事，都要三个人商量着办，以免出错造成被动。王更印也强调了工作上所有的事情他们都要拿到党委会去讨论，没有一件事是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时隔许多年长大之后我才恍然大悟，牟大爷那天唱的是白脸，王更印唱红脸，总之是撵我走。不过我同时也更加理解了他们当时的难处和苦楚，他们要是不难，用得着绕那么个弯子撵我走吗？用得着跟我一个小屁孩说那么多吗？这三个临时凑到一起的外来户，临危受命，在最混乱的时候接下北京市公安局这个烂摊子；他们作为军人在那个造反派就是大爷谁都不敢招惹他们的环境里，排除种种干扰，在诸多懵懂和莫名其妙之中接受并忠实执行毛主席周恩来党中央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的指示和命令；他们为消除公安局内部的派性、恢复党的领导、恢复公安局的正常机能，为维护首都治安和秩序，为党中央的安全，也算是禅精竭虑，熬干灯油了吧。
然而牟立善后来被赶走了，真正的原因是他原来所在部队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与某位领导支持的组织是对立的，人家便看他不顺眼，容不得他在眼皮子底下转悠，于是他老人家1968年幸福地离开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回到了魂牵梦绕的部队，撇下我父亲在那里羡慕得要死要活。牟大爷做了派性的牺牲品，却捡回一条命，否则后来蒙了难却被诬陷为"为四人帮殉葬"的肯定不是刘传新。谁说塞翁失马不是好事呢，牟大爷福大命大造化大！而被留下来苦苦坚守的刘传新和王更印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俩准是八字不好，一个被人借机解了心头之恨，一个被有气没处撒的复职老员工们送进秦城监狱结结实实蹲了十年。死的死了，判的判了，但愿各位前辈们就此把气消干净了，我父亲在阳间受了莫大的冤屈，就让他在阴曹地府清静些吧。我们做晚辈的,你在革命公墓敬你的花，我在郊野城外烧我的纸，各祭各家互不打搅，惟愿老一辈们在那个世界能够以礼相待，和睦相处，见面别打架。
我父亲他们当初是抱着保卫首都、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高大神圣目的来北京的，无意参与各种内斗。在那个造反有理的政治环境中，他们为消除公安局内部的派性、恢复在党组织领导下的团结做出了巨大努力，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然而讽刺的是最终他们谁都没能逃脱派性对他们的伤害。派性，过去我理解是造反派之间因观点不同而分成的派别，是派别之间各持己见的争斗，显然我的这种认识太浅薄、太局限了。其实只要是人群，就会有各种利益的交织，就会有矛盾和对立，人们因利益而形成的的对立也就是派性，它包括权利争斗，是利益再分配的扩大和延伸。父亲他们戎马一生，脑子相对简单，对此从不多想，不过想多了也没用，即便是参透玄机，军人的性质决定了让你做临时工你就得做临时工，该来的终究躲不过去。
（三）
1967年10月份，我们全家终于搬北京了，不搬不行，一直在接受批斗的母亲需要歇口气避避风头。当然，搬家是军管会"三巨头"商量的结果，牟立善和王更印家已经先于我家进京了。
王更印家早早安顿了下来，房子是北京市委的。牟立善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全家五口人一直挤在北京军区一个招待所的客房里。现在回过头看，还是牟大爷聪明，我怀疑不是没有合适的房子，而是他老人家打着哪天回部队的主意，宁可挤在军区的招待所也坚决不住地方提供的房子，留着心眼呢！
我家最后一个到京，起初住在北京站附近的后沟2号市委宿舍，那里给我留下的最深记忆莫过于父亲几乎每天徒步上下班了。从我家到东交民巷西口的北京市公安局约莫二三公里的样子，父亲基本上每天走着去走着回来，经常是和王更印结伴同行。同院的发小至今都还记得当年常看到我父亲和王更印在前，两个警卫员拉开一段距离走在后面的情景，还回忆说我父亲见了他们会打招呼问好，让他们感觉这个叔叔非常平易近人什么的。在许多人眼里二三公里也许没多少距离，但这件事本身很具体地反映了父亲他们那些临时工当时的实际境况。
北京市公安局没有吉斯吉姆车，华沙胜利还是有几辆的，作为军管会领导坐个小车上下班于情理上并非说不过去。父亲坚持徒步上班在我看来主要还是基于他们小心谨慎，避免因行事不慎而造成被动的考虑，这和艰苦朴素、特不特权不是一回事。当时公安局的乱局还没有收拾完全，仍然存在群众间的派性对立情绪以及某些造反派对军管不服的排斥情绪等诸多影响全局的不利因素，就像撵我走一样，父亲他们事无巨细，神经时时刻刻绷着，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看着他们感觉就一个字：累！再加一个字：很累！
这样的谨小慎微同样体现在住房上面。我家进京后给我们安排的房子是二层独栋洋房，有阁楼，还带一个地下室，原先郑天翔家住那里。父亲说我们是临时的，一家住一栋小楼没必要。他动员王更印他们家也搬来住，说这样能给北京市减轻点负担。王家已经在别的地方住下了，硬是被我父亲说服搬过来，我们两家住到了一起。我家连保姆9口人住楼上，王家7口住楼下，共用地下室的厨房。挤是挤了一点，两家人十一个孩儿呢，热闹！
家具是从北京卫戍区拉来的，父亲说只要能凑合着用、能保证吃饭睡觉小孩们学习就行，沙发等可有可无的东西坚决不要，不给卫戍区增加麻烦。本着这些原则，我父母睡的是木板双人床，我们孩子的床则是两条长凳搭一张木板那样的。有几张课桌供我们学习，还有一张吃饭用的方桌，几把凳子，好像就这些了。对，我父母房间里有三屉桌，因为有壁橱，就用不着衣橱了。我们家好歹自己有几个樟木箱和骑兵用的马被套，都是宝贝级的家当。记得父亲的几位在京战友来我家做客，方桌太小，只能用几张课桌拼在一起当饭桌用。父亲他们又是喝酒又是唱歌，乐乐呵呵的，我倒是因家里有些寒酸而感到不好意思呢。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几家能够迅速安顿下来，吃住行学习等基本上得到保障，应该说很不错了。我有个战友，他们家楼下住的是十三处的军代表，那个军代表在部队是师级干部。由于他家人口多房间少，过道也被用来当作起居空间，所以每次我去战友家等于要穿过那个军代表家才能上到二楼去。每次从他家过，我心里都不好受，感到歉疚。相比我家，他们住的条件较差，如果不来北京仍在部队，一定不会是这个待遇！他们家的阿姨和孩子们知道我是刘传新的儿子，每次都向我投来信任友善客气的眼光。这样的眼光刺得我心里很痛，每每想起就特别难过。
尽管有些事情我父亲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但我总觉得有义务代父亲向军代表们表达最起码的歉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军代表来自五大军区，数以千计，有多少军代表就有多少个家庭，无论对北京市还是对北京卫戍区来说，一下子涌进这么多家庭，要保障他们的生活，无疑是个很大的负担，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军代表们来北京生活比部队苦，待遇比部队差，并且他们基本上失去了提拔升擢的机会，这些都是摆在那里的客观事实。如果留在部队，十年光阴，那些被筛选出来的优秀军人有不少应该都是军级干部了，而他们却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坚守在公安战线上，不问仕途、不计待遇，忍辱负重，默默奉献，为首都北京的治安，为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天地为证，日月可鉴，漫漫十年，映证了他们人格的高尚，精神的伟大！
一位27军的发小几次跟我提起他夫人家的亲戚，当年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一个军代表。那位发小跟我讲他亲戚怎样灰溜溜地被轰出公安局；讲他回部队后怎么不受待见；讲他转业去了地方遭白眼找工作困难；讲他积郁成疾英年早逝；讲他的妻子希望我们不要忘记他。我不忍听，这样的例子太多，我们欠的债太多。
刘传新和全体军代表无意抢老员工们的饭碗，他们自来的那天起起就盼着回部队的那一天。他们也没有整人的理由和必要，来北京之前北京市公安局就是个烂摊子，局长处长头头脑脑们不是被抓就是被贬，该迫害的都迫害完了，轮不到他们去迫害，他们就是来收拾那个烂摊子的。他们接受的任务不是参加运动，不是跟着造反派去起哄造反，而是结束公安局内部的文革乱象。他们主要的工作是恢复并加强公安局的机能，把工作重点放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维持社会秩序和治安上面去！这是他们十年中每天要做的事情，看主流看的应该是这个！风雨十年，北京市公安局是不是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临时工们活干得怎么样？北京的治安治理得如何？见仁见智吧。说北京治安一塌糊涂，那他们就该担一份责任；说北京治安还可以还好，就应该有他们一份荣耀。对当年北京治安和社会秩序评价越高，说明他们的贡献越大功劳越大，是好是坏全凭你的良知和良心！反正周恩来是满意他们的，是信任他们的，是倚重他们的。对此父亲在他蒙难之前曾欣慰地跟我说，主席和总理的信任是最高的嘉奖，他知足了！
楼塌了，来了一群临时工。他们重建了楼，却被泼了一身污水，然后……
（四）
人有身不由己的时候，有无可奈何的时候，有犯错失误的时候，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保持了人性，坚持了人格，他就不怕被泼污，就能坦然面对一切。
1968年春节过后，我母亲便回无锡接受批斗去了，这一去就是六年，自此失去联系，生死不明，杳无音讯，直到文革接近尾声。
母亲走后，我单独陪父亲吃晚饭的时候多了起来。父亲喜欢喝酒，一瓶喝完了每次都是我去买，8元一瓶的茅台。他喝的时候，我会在旁边盯着，只许他喝一小杯。有时他会像小孩子那样央求我，让他再喝一杯。这样的时候父亲会和我聊天，聊得比较宽泛，也会聊一些他工作中的感受，他并不把我当小孩。
记得有一次父亲跟我聊天，说到公安局造反派曾经贴大字报揭发某某某前任局长晚上和三个女人光着屁股打麻将，大字报说得有鼻子有眼。他问我听到这个是不是很生气很愤怒，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何以腐化至此。我说当然愤怒呀。父亲盯着我又问，你相信这会是真的吗？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父亲让我好好回想造反派是怎么贴大字报造我母亲谣的。是啊，记得红卫兵运动刚刚在无锡兴起时，我家保姆郝婆在红卫兵威逼之下揭发我母亲藏了四个很大很大的箱子，里面装满了金银财宝，闹得红卫兵要来抄我家，把我们弄得哭笑不得。父亲说你母亲的那个谣言很可笑，这个局长一丝不挂打麻将不也一样听着很离奇吗。然后他摇摇头轻蔑地说：造反派的话不可信。
这种话在外面不能说，我看他是憋着难受才拿回家来说的。不过我佩服父亲，他有强烈的正义感，也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判断，他经常对我们说，不管别人说什么，不要听风就是雨，不要轻信。一个人遇事能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种能力，文革也就没有了土壤，整人也就不会那样堂而皇之了。但是我父亲他们也很无奈，比如对造反派的大字报或揭发材料，他们军管会只负责整理上报，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不能改动和增删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即使认为有疑点，也要如实交上去。有一次他们收到揭发材料涉及到总理，他们把总理的名字去掉了，结果被总理狠狠批评了一顿。那个时候他们每天都能收到各种各样的揭发材料，内容可能涉及方方面面的领导人，按照纪律收到了就要原封不动地报上去，而报上去肯定就会得罪当事人，这个很要他们的命。
我家阁楼上堆放着以前的住户郑天翔家没带走的东西，因为被那些东西占据着，我家从没使用过阁楼。那堆东西忘了是拿床单还是什么布盖着，不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但也有些书本什么的散落在周围。我翻过那些散落的书籍和本本，很喜欢其中一本练习绘画的册子，那个练习册每一页都占满了小孩子稚嫩的涂抹，署有郑小五的名字，我猜这个郑小五是郑天翔家的老五。我也排行老五，小时候也爱画画，所以一下子就有了亲近感，我经常爬阁楼上翻阅它，看得很仔细。
一天晚饭时我跟父亲说起了郑小五的画，我说他经常把自己的心思画出来，他好像知道得很多，想象力丰富，看了他的画我感觉我好土。父亲对我说北京的干部子女见多识广，他们大多视野开阔，有思想。并说希望我多学习，也争取做个有思想的人。什么叫有思想，当时似懂非懂，但父亲的这一期望我切切实实记住了，此后这句话经常响在耳畔，为此我一生都在努力去做。
郑小五那些画一定是文革前画的，记录了他曾经的生活轨迹，阳光快乐向上，洋溢着自信，掩不住幸福，看了让人心生羡慕。我平常闲得无聊时经常跑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和各种漫画解闷，所以知道郑天翔的遭遇，对从未见过面的郑小五就更有一份怜惜和歉意，住在原来属于他们的房子里总有鸠占鹊巢对不住人家的感觉。我关切地问父亲郑小五他们后来到哪里去了，父亲摇摇头没回答我，只是说别人的东西不要乱动，不要弄乱了、弄丢了，他们怎么收拾的，就原封不动地放那里，总有一天他们会来取的。
我参军离开北京后我家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不知道郑家的那些东西是怎么处理的，也不知道郑天翔重新出来工作后，他们是否拿回了那些东西。不管怎样，我父亲说的"总有一天"他们家真的等到了，春天又回身眷顾了那个喜欢画画的小孩。然而是不是所有人都曾相信过那个"总有一天"呢？在那个造反有理、当权派纷纷落马的年代，全民都在抽风，一个人凭的是什么才会作出"总有一天"的判断？我想凭的是思考和勇气吧，这也许就是父亲说的"有思想"。一个人有思想不容易，尤其在我父亲那个位置上，这样的"有思想"必定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的！
我小学上到四年级，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文革一来我们就放羊了。忘了是1968年几月，我突然被通知去上中学，本来应该上小学5年级才对，莫名其妙地跳到中学去了。我们年级有个姓韩的女老师，三十多岁，很漂亮。有一天她带着他们班的学生搞政治学习，途中她站起来，不知怎么竟喊出反动口号。据说当时他们班学生一窝蜂地冲上去，把她按在了那里。在把她扭送到学校革委会的路上时，恨不得全校学生都涌了过来，韩老师遭到一路的拳打脚踢和砖头吐沫。我也挤过去，朝她挥了一拳。
晚饭时，我兴奋地向父亲描述白天发生的事情，满以为父亲会夸我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没想到父亲邹起眉头，只问了我一句：你也学会打人了？然后沉默了，饭没吃完就撂下了碗筷。一桌人向我投来鄙夷、责备的目光，好像是二姐刻薄地损了我一句：你以为你很革命是不是？我无言以对，在父亲问我话的那一刻起我就明白自己很不是个东西。父亲起身离开饭桌，扔下一句话：他们也是这样打你妈妈的。
第二天，我看见韩老师在校园里被人监督着正在劳动，她一脸憔悴，好像一夜之间人就变老了。我走到她跟前，看着她，想跟她说声对不起但说不出来，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也没法说。我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看着她。韩老师注意到我在看她，也许觉出了我的善意，她嘴角微微动了一下，是想冲我笑吧。
文革是一个舞台，丑的美的都在上面尽情表演。文革是一把篦子，篦出人的恶和善。有的人抡起皮带把人往死里打都不带眨眼，有的人会冒着危险给受难者送去哪怕一丝丝的温暖和关怀；有的人挨了整把私愤疯狂发泄在毫不相干的人身上；有的人对整他的人敞露出宽大的胸怀。何以有这样的差距，人性使然。人不因受过迫害一定就善良，也不因文革期间身居要职必然就邪恶。善与恶和政治标签无关，也没有党派立场之分，保持了人性你是人，泯灭了人性你就是鬼！
（五）
如果因为这段经历有人不让你入党提干，让他来找我！这样的话我父亲可能不止对一个人说过，听这话的是被北京市公安局请去吃过窝头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董必武女儿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他弟弟曾经被抓，在他后来入党时北京市公安局为他开具了证明。董老儿子的这段经历也许与刘传新无关，但我们听着非常耳熟。
文革初那两年高级领导人的孩子被公安局请去"做客"并不新鲜，有些人抓他是有所谓理由的；有些则莫名其妙，连公安局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抓；也有是为了保护他们。抓谁放谁公安局军管会做不了主，但放人的时候，军管会出于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通常会有意识地不把当事人被抓的经历放入他的档案，以避免对其今后的工作生活产生负面影响。这种做法用今天的话讲，是非常人性的。但即使这样做仍有当事人感到不放心，于是就有了上面我父亲的那句话。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因为曾经被抓而影响入党提干，公安局可以证明当事人没有问题。即抓你由不了我，但我会证明你没错。这话听起来很荒唐很可笑，但它反映了我父亲他们身不由己的苦衷，另一方面也可看做是我父亲他们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所能释放出的最大善意。他们只能做到那个程度，或者说他们没有越过那个程度。
忘了是1967年底还是1968年初，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和女友小静从天津去北戴河，半路被天津市公安局截住抓了回来，说他们要北上叛逃。后来贺鹏飞他们被转到北京市公安局。小静父亲D叔叔抗战时和我父亲是新四军四师的战友，他来找我父亲询问情况，父亲让D叔叔不要担心，说都是年轻人，这种事很快就能搞清楚。
小静为贺鹏飞的事随他父亲来过我家，我记得她戴着大口罩进屋始终没摘下，我只看到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果然如我母亲说的那样，长得很好看。那时好像贺鹏飞已经放出来了，他们来找我父亲的经纬我是后来知道的。大概是D叔叔问我父亲小静他们这件事会不会放进档案，我父亲告诉他不会，但小静觉得还是放进档案比较好，她认为只要写清楚他们没有问题，以后就不会有人来找麻烦，她看重的是证明他们没有问题的记录。我父亲对小静说，只要不入档案，就不会有人知道你们这件事。而一旦放进了档案，但凡大小运动，就算明明白白写着没有问题，还是有可能被人刨出来当做黑材料整你们，历史上特别是文革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个后果要好好想清楚。最终小静听从了我父亲的意见。
不久总理安排贺鹏飞去了部队，他临走之前我父亲跟他谈过一次话。谈话中贺鹏飞表示担心他的这段经历影响前程，我父亲让他放心，说档案是干净的，不会影响入党提干。如果真的因为这个事有人为难你，让他来找我！我感觉父亲这句话说得有担当，很酷！后来贺鹏飞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将领。
我父亲对干部子女是有特殊感情的，跟大多数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一辈一样，他把干部子女看做是"我们的孩子"，对他们有一份特别的关爱和照顾，这在他和我的聊天中时有流露。遇到干部子女因刑事犯罪被判刑，他会扼腕痛惜，并让我们接受教训。有些在当时因政治原因入了死牢或犯了死罪的干部子女能够活到今天，我觉得不能说跟我父亲没有关系。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的党内某位大佬，其子被安排到北京某工厂，我父亲专程去工厂看他，鼓励他放下包袱好好工作。史上曾有个干部子弟江上虹预谋刺杀江青，被抓后有一次审讯我父亲也到场了，江上虹自己都承认我父亲对他很客气。如果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来衡量，我父亲对干部子女的特殊情感也许有失公平，但没有办法，他看到干部子女会自然而然想到自己的孩子，会有一种很亲近的感情。我想那是战争年代用鲜血培养出来的感情，纯朴自然，透视出本真的人性。
文革期间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曾经为一些国家领导干部的孩子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件事在许多回忆文章里被提及。主流观点认为那是对高级干部子弟的集中关押，一直被当做刘传新追随四人帮迫害老干部的罪证。我觉得对这件事，大部分当事人误解了。文革期间一大批国家领导人被打倒，许多家庭父母双双落马被押，他们的孩子被撇下没人管，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没人管的孩子会流落街头，要么他们被社会伤害，要么他们伤害社会，而无论孩子出什么事，都不好向他们父母交代，于是总理想到有必要把那些孩子们集中起来管理，对他们实行保护，这是他指示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为孩子们举办学习班的初衷。
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能对外公开说是把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集中保护起来，那样做会遭到造反派的抵制以致事与愿违。用办学习班的形式把那些孩子圈起来，既能保障他们的安全，又能堵住造反派的嘴，在那种形势下应该说这是万全之策。这件事我父亲他们没想到以后会被误解为搞迫害，我父亲觉得学习班是好事，若非专门为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举办，他会把我哥也送去。当年我哥和牟立善儿子经常跟一些大院子弟结伙游荡，也是很危险的。有一次他们被一群社会上的流氓追打到我们院门口，惊动了马路对面的公安局十三处，警察们翻墙出来才收拾了局面。母亲被关押家里没人管我们，父亲怕我哥闯出大祸，便效仿为高干子弟办学习班的办法，近水楼台利用职权把他送清河劳改农场去了。他真心不认为那是迫害。
高干子弟被圈在公安局的劳改农场里，和在家里比起来落差确实大了些，他们毕竟没有了想去哪就去哪的自由，而且生活条件很差，于是心生抵触，认为自己受到了迫害，对此我是理解的。我读过某领导之子的回忆文章，他讲述了一些军代表管理他们的细节，他是有怨恨的，但我听着反倒放心了。军代表是公安局各级科室领导层级的干部，他们是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的，至少不会乱来，不会动手打人，由军代表来管理那些高级领导人的子弟在我看来应该是对他们的照顾，若是迫害，绝无那样的待遇。
最重要的是，关于刘传新在四人帮指使下迫害老干部及其子女的说法有悖中共政治纪律、组织原则的常识以及事实真相。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在组织关系上接受北京市委领导，直接上级是北京卫戍区，业务上还接受公安部领导，并听从周总理垂直过问。在当时中共的权力谱系里四人帮不可能直接过问干预和指挥他们，说四人帮指使他迫害这个迫害那个，明摆着是欺负他们临时工没有为自己辩解的话语权。
父亲与我聊天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领导人物是总理，其次是吴德和吴忠。文革后期我父亲隔三差五去总理家汇报工作并聆听指示，有时邓颖超还会亲自做夜宵给他们吃。四人帮他从来没提起过，没有提起的机会，无论工作还是私下，他和四人帮没有任何交集，我估计连握手打个招呼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一定说有，那就是参加什么重大会议及活动时同在一个会场那样的场合吧，再就是四五事件向中央政治局及英明领袖华主席汇报情况时，四人帮也在场，而且还不断插话来着。
（六）
小时候母亲要求我们长大必须都去上大学，她设计着我们的人生，信心满满，志在必得。等我们长大，到了该上大学的年龄，却不知母亲身在何处，也不知她是死是活。大学梦早已灰飞烟灭，当兵——子承父业成了我们的向往。
应该说，对于我们的出路，父亲是茫然的，他没有为我们做过具体的规划，而那个干什么都讲政治的年代限制了他的思路，使他变得偏颇于理想主义。他对我们的关心总是显得格外谨慎，有时甚至感到他绝情。
1968年我们家老大刘幼樵到了离家远走高飞的年龄，她对父亲说想去当兵。父亲回她：好，自己想办法去吧。大姐很倔，二话不说南下去了福州。在福州兵没当成，她随即又跑到兰州，找到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杜绍三，说我是刘传新女儿，我一定要当兵。杜叔叔马上吩咐下去，她当天就穿上了军装。之后她去了戈壁滩。
随后其他哥哥姐姐也都陆续当兵走了。都是部队主动把人带走的，比如小二刘锐克是卫戍区分给每家的参军名额；小三刘霄雁是21军彭副军长来京一家一个领走的。他们没让父亲费心走后门，没让他因害怕违反戒律而纠结闹心。但奇怪的是他们到了部队后都被分在最艰苦的地方，刘锐克去了中越边境的云南文山，一待就是十六年不得回来，因而有缘还参加了后来的边境战争。最苦的算是老四我哥刘少新，在黑龙江荒无人迹的大山里憋了四年，没吃过白面馒头，除了他们自己没见过人的影子，最邪的是等他复员走出了大山，才知道他们军政委是我父亲的战友。后来我们猜到了，一定是父亲跟部队打过招呼，是他让部队给孩子们"特殊照顾"的。
我觉得父亲对孩子过于严苛，其实顺其自然随部队安排就好，用不着刻意嘱咐部队让子女去接受特殊的锻炼。我父亲之所以那样刻意，我分析他是想以此换取内心的平衡，让自己变得心安理得起来。虽说他没有托关系没有走后门，但事实上部队大量接收干部子弟入伍的那种方式并不那么名正言顺，这是他纠结的原因。他内心的纠结带有那个时代左的烙印，同时跟他是临时工也不无关系。他缺少安全感。如果在部队，一定不会那样自责自虐。那时他好像活得很纠结。
而送我去参军，父亲就理直气壮多了。1969年12月广空在东城区各中学招兵，我报了名。那时我家只剩我一个孩子，其余都走了，每天晚饭只有我和父亲两人相对而坐。那天我告诉父亲我报名参军了，父亲沉默没有开口。第二天晚饭时他主动提起这事，让我再考虑考虑。他说我才14岁人还小，中学还没毕业，家里也需要有人照顾。他说马上就要恢复高中了，我可以留下继续上学，等高中毕业后再去当兵。我一听就着急了，说我一定要去当兵，哥哥姐姐们都去当兵了，为什么偏要让我留下来。我说你们太自私,只知道为自己着想。父亲苦笑了一下，没再说什么。
后来我真的走了。出发那天的早上我穿上军装背上背包下楼来到门口，父亲已经站在那里等着了。我们家其他人当兵离家时父亲好像没有这样跟他们告别过，我感觉这是他给我的殊荣。我看着父亲，他也许想掩饰什么，不自然地帮我整了下背包带，向我点点头。我轻声道了别，郑重地向父亲行了个军礼，他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再也没回头。我从没见过父亲的眼泪，但那一瞬我感觉到了他的泪水，那泪水正滴在我的心里，我透过他宽阔的双肩看到了他的孤独。我突然有种冲动，想冲父亲喊一句：爸爸，是我不好！但我什么也没说。当我开门时，听见后面父亲的声音：小朱，你去送送他吧！那天在南下的罐闷子列车上，我哭了一天。
全家五个孩子都如愿参了军。我明白，即使像我这样完全没有依靠父亲的关系，但其实也还是借了他的光。所有的同学都想当兵，我能轻松地遂愿，多半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刘传新。而我们离家后父亲也许给他自己划了一条线，从此再没帮过我们。想想也是，调动、回京、上大学，今天这个明天那个，五个孩子有没完没了的要求，如果一一满足我们，他在政治良心上将承受不起。我们这些儿女受父亲庇荫不多，尽管每当聊起时言辞中会有埋怨，但道理我们是懂的，我们也是深明大义的。
父亲在台上时，经常有老战友、老首长和老部下来京找他办事,对此他是能帮则帮,不吝财不惜力。我父亲是重情重义之人，年轻时曾为朋友打抱不平险些丢了性命。他对生死之交的战友感情尤深。战友远道而来，他热情接待，绝无怠慢。有不少战友专程来北京治病，父亲让他们住家里，帮他们安排医院，并自掏腰包替他们负担医疗费用，这其中有老部下也有烈士的妻子。有的战友是来京解决问题的，父亲会给予安慰并帮着分析问题，开拓当事人的视角和思路，引导当事人不钻牛角尖，正确对待正确处理。
而更多的人找我父亲是想走后门，是托他帮忙办理诸如北京户口、子女工作调动、上大学之类的事情。走关系求情的人太多，我父亲很头痛。我只听说他给一位当时境遇很不好的老上级办过什么事，忘了是户口还是孩子的工作。一般对找他走后门的人他是敬而远之，能避就避，能躲就躲，为此他得罪了很多人。被得罪的人免不了说些难听的话，流言蜚语就在昔日战友中间传来传去，大抵就是刘传新进京当官人变了，忘了老朋友老战友啦什么的，无非就是说他无情无义呗。闹得一些不明就里的老战友信以为真，到了北京都不来看我父亲，我父亲很委屈。
那年时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冯福林伯伯来京开会，冯伯伯和我父亲曾在新四军四师骑兵团搭档过，这个直肠子的老红军听了那些流言蜚语就想顺便会会刘传新，当面骂他个狗血喷头。他径直跑到北京市公安局大楼去堵我父亲，我父亲开完会走出会议室，看见冯伯伯站在走廊里，他又惊又喜，激动地抱住了冯伯伯。这一抱冯伯伯全明白了，他朝我父亲胸口锤了一拳，高兴地说：老子就是来看你变没变的。你没变，好！你要是变了，饶不了你！
第二年冯伯伯在从北京回太原的路上出车祸殉职了，受他家人之托，我父亲为他在北京挑选了一个最高级的骨灰盒，委托我带去太原并代表他参加冯伯伯的追悼会。等再后来，我父亲蒙难了，在一个漆黑的雨夜里冯家大儿子鲁宁开一辆破卡车从太原跑到通县去找我大姐。那时的公路状况很糟，一下雨更是是坑坑洼洼一路泥泞，鲁宁整整跑了一个通宵，找到了拖儿带女住在马厩里的大姐。听大姐描述，鲁宁冲进屋，什么都顾不上，先是一脸急切地询问刘叔叔到底出什么事了，我们家现在是怎么个情况，让大姐非常感动。鲁宁是父亲出事后他的战友及他们家人中第一个找到我们的。
（七）
父亲在北京的十年，是他生命最后的十年，这十年里他日子过得很苦，活得很累。特别是我参军离家后，家中没人打理，一切都乱了套，父亲没人照顾，缺少家庭温暖，他的生活用"落魄"和"凄惨"来形容绝不为过，一想起来我就恨自己。
父亲平时生活起居上没有什么讲究，农民家庭出身，当了一辈子兵，能有啥讲究呢？说睡觉，木板床棕绷床行军床只要是床倒下就着；吃饭更简单，一小杯酒一大碗面外加一碟花生米是他每天晚饭的标配，那是他最大的享受。只是吃面一定要吃手擀面，面里要放多多的辣，这是他唯一的坚持。饭菜做得好不好吃他嘴上从不说，一碗面呼啦啦全吃下去了，肯定是好吃；没吃完让我们谁帮他吃，那就是不好吃了。
在我的记忆中我父母从来没带我们上哪去玩过，一起逛个街都没有。他们也从来没有带我们去外面饭馆吃过饭。不是父亲不顾家不爱孩子，他和大多数父亲一样，有了什么好东西就想着带回家让我们分享让我们高兴。文革时我们都收藏毛主席像章，父亲隔几天就拿回家很多像章分给我们，他一拿出毛主席像章，我们就欢呼雀跃，一下子把他围起来，高兴得不得了，那一刻他一定很幸福。
记得1973年夏天父亲心梗发作，在总理关心下我们五个孩子被从部队叫回北京，有天中午我和三姐去新侨饭店花6元钱吃了一顿西餐，还剩了很多没吃完。回家后父亲问我们为什么没在家吃饭，我们如实回答在新侨吃过了。父亲问吃了多少钱，然后说，他的工资比我们多得多，但没吃过什么新侨，从来不去烧包（烧包=得瑟）。父亲就是这样，他批评我们都是点到为止。那次我是撞枪口上了，其实我家孩子特别是上面两个姐姐很少出去吃馆子的。在我们家平常没有关于吃喝玩乐的话题，这方面我们也非常孤陋寡闻。不怕说出来让人笑话，我直到1976年底才知道北京有个东来顺，才第一次吃涮羊肉，那还是工作餐。
我们家一切由母亲一手操持包办，父亲回家什么也不用做，什么也不用管。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军人差不多都那样，他们自己不做饭不洗衣不打扫卫生，上街买个东西都买不利索，生活能力极弱。母亲在家时家里井然有序，一切安好，她被关押失联之后，亏得还有从无锡跟来的保姆郝婆，吃喝尚有保障。上面四个孩子当兵走后家里剩我一个，钱的进出我盯着，父亲的起居我督着，也还算过得去，要不父亲不愿我走呢。我执意去当兵，这对父亲对我家都是很大的伤害。
我走后，父亲按照母亲离京时的交代送走了保姆郝婆，把他的姐姐也就是我大姑叫到北京来照顾他的生活。郝婆年纪大，干不动了，让她回无锡是出于好意。但让我大姑来，是母亲没想周全，不是说她是亲姐姐就一定能把我父亲照顾好的。大姑一个农村妇女，自己有六个儿女，有一大家子要她惦记，而且还有个傻儿子走哪跟哪，扔在老家会让她放不下。她一门心思扑在她的儿女身上，哪能再分出精力细心照顾我父亲？她来北京后，不仅傻儿子跟来了，姑父及其他家人也跟到北京来住院治病，连邻里乡亲来北京也住我家，把我家当成了客栈招待所。甚至还有找我大姑走关系给单位买这买那的。这么来来往往，给我家造成的负担是很重的。我母亲一辈子省吃俭用，在我们身上抠出一笔钱，等她平反回家后发现那笔积蓄差点被花光，虽说其中有许多钱用在了来京求助我父亲的战友身上。最让我们感到可惜的是我们的书籍、相片以及一些值得珍藏留念的物件大部分都不翼而飞了。这些事我们还不能埋怨，一埋怨父亲就说我们看不起农民，没有阶级感情。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父亲没给我家亲戚里的任何人找过工作办过北京户口，这条底线他坚持住了。
我父亲劳累一天，回家若能吃上可口的饭菜也倒罢了，大姑只会做面条，要不就是疙瘩汤，做来做去就是那些玩意儿。虽说面条是我父亲晚饭的标配，但我们在家的时候他是有菜吃的，郝婆做菜做得可好了，不能让他天天干吃面条啊，关键是面条也有个做得好赖的问题。可能是大姑做的饭太难下咽，父亲从那时起经常让警卫员去食堂买点饭菜回来吃，这是我们儿女在家时从未有过的现象。父亲吃饭不挑剔不评论，好吃就多吃一点，不好吃就少吃一点，在无锡27军时即使有首长小灶，也没见他去吃过或买过啥，一定是大姑做的饭菜让他实在难以忍受了，才让警卫员去食堂买些回来的。
（八）
1973年我们被叫回北京探望父亲时听到这样一件事：总理曾拍着桌子批评我父亲，他说他刚刚失去公安部长，不能再失去公安局长！说起事情的缘由竟是因为我父亲身边没有配置警卫员。父亲从27军来北京时是带着警卫员小朱的，起初以为军管是临时性的，没想到一干那么久。小朱老大不小了，他也要成家，也应该有他的前途，不能总是守在我父亲身边。父亲把小朱安排好了之后，就没再要警卫员。说是不愿麻烦组织，实际上我认为是他们那种临时工归属不明所造成的尴尬。公安局没有警卫员编制，军管会虽属北京卫戍区管辖但是个临时性单位，卫戍区没由头给我父亲配警卫员，我父亲也开不了那个口。李震刚刚出事我父亲就险遭车祸，过问此事时总理才知道我父亲没有警卫员，为此他发了脾气。不能再失去公安局长，总理这句话说得悲愤，听着震撼，催人泪奔！
父亲突发心肌梗塞，他的病情令总理十分关切。总理为我父亲找来专家诊治，并特批了进口药品，还指示把我们孩子全叫回北京。起初组织上以我家名义给我发了父亲病危的电报，碰巧我们部队刚从湖南长沙转场到河北故城训练没几天，我们领导武断地认为是我趁部队离北京近了造假瞎编个理由想回家，所以没准我的假。我们家其他孩子都到京了，唯独缺我，总理让空军司令部打电话给我们部队，我这才回的北京。通过这样的一个个细节可以看出，总理非常关心刘传新，他真的不愿意失去他的公安局长。
我参军之前，也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军管初期，我父亲作息是有规律的，晚上是回家吃饭的，在我的记忆中很少有上级领导把电话打到家里找我父亲。那时我家和王更印家合用一个电话，如果有电话来找，除了公安局，最多的是北京卫戍区。我记忆中那时曾把电话打到家里来的最高领导是卫戍区黄作珍政委。1973年我参军后第一次回京，感觉我家气氛有了变化，最直观的是多了一部通往总理办公室的红机子。一想到红机子的那一头是国家权力的顶端，还是挺吓人的，是那种庄严、沉重的感觉。
我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总理的视线的，明显的是，"总理"这个称呼在我家频繁出现了；父亲的工作似乎与总理密不可分了；父亲越来越忙,作息越来越没规律了。无疑，我们孩子们把这一切视作是一种荣耀，对此是满心欢喜的。而现实中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担子重了，风险也随之加剧；权限多了，遭至的怨恨也就增多；越被器重，在漩涡中被卷入得也就越深；越被信任，越容易得罪别人。我们这些孩子更多的是看到荣誉，而父亲是清醒的，他看到的是责任和担当。尤其是明明知道自己可能的结局，他只能勇敢前往，而不能选择退缩。
父亲眷恋部队，尽管身上担负的责任越来越重，回部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他仍不甘心，固执地盼着有朝一日能够回去，这已经成为一种惯性。为这事总理说过他很多次，甚至在会议上公开点名，当着众人的面叫他断了念想。牟立善走后，我父亲职务没有发生变化，军管会也没撤销，他天真地认为只要军管会还在，只要他还有军籍，他就有回部队的希望。而让他沮丧的是，就是这最后一线希望的星火，也被1972年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给掐灭了。
尼克松来北京，其中去长城是一个重头戏，尼克松对长城心驰神往，久有爬长城做好汉的凌云之志。不巧的是，计划中去长城的前一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封住了去往长城的道路。为了让尼克松第二天行程不受影响，北京市动员了军人、民警及数十万群众，连夜将通往八达岭道路上的积雪清除得干干净净，保证了尼克松的出行，尼克松为此深受感动。
这件事本身没什么惊奇之处，在中国类似的壮举所在皆是。有意思的是尼克松感动之后提出了一个请求，他想见见负责北京市治安的警察当局负责人！有关部门请示总理，总理指示让刘传新出面去见。问以什么身份，总理回答：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我父亲接获指示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完了完了完了"，戴上了公安局长这顶帽子，怕是再难回到部队去了。而我纳闷，北京市动员群众扫雪，你尼克松要见哪门子警察当局负责人呢，它们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唯一能圆其说的是，总理在尼克松面前夸了北京的民警和北京的治安，尼克松完全是投其所好，取悦总理。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一来一往不打紧，我父亲的梦碎了一地！而对北京市公安局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即使现在，也应该仍然是他们的荣耀！
（十）
我父亲出事那天早晨，我们刚把他送北京医院去抢救，公安局一个副局长（原王光美专案组的骨干成员）就把我堵在路上，说刘传新畏罪自杀了，要我划清界限。我当时没说话，但心里在嘀咕：自我们发现父亲出事，没有外人来过我家，应该谁都不能确定发生了什么事。当时父亲正在抢救，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出事现场也没任何人去看过，你是怎么知道我父亲死了，而且还知道他是自杀的？不等调查就迫不及待地说他是自杀，他们巴不得他自杀，自杀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政治上就死定了。人死了还要落井下石，在政治生命上陷人于绝境，吃相难看，相煎太急。
我不知道对我父亲遗体处理上所表现出的非人道行为，是受到哪个层级领导的指示，还是仅仅为下面工作人员出自"阶级感情""政治立场"的间歇性发作。他们指定在东郊的一个火葬场火化我父亲，遗体拉出来后，就在我们面前停了一秒钟，只让我们看一眼就拉进了火化炉，现场的公安对我们非常凶狠，又是呵斥又是推搡拉扯不让我们走近父亲。父亲只套了一层衣裤，衣扣不整，胸部半露，可以看出尸检开过胸，是被胡乱缝上的；他的胡子和指甲长得老长，未经任何修剪。如果不是套在遗体上的那层衣裤，你不会相信那是个文明社会。
火葬场里只有三种骨灰容器出售，我们没有选择余地，就挑了最贵的一个骨灰盒，记得是十几元吧。这时过来一个公安，很凶地对我们说，这个你们不能买，只能在旁边两种里面挑一个。他说的旁边的两种，一个是7角钱的罐子，另一个是4元钱的木盒，很简陋。我们无奈也只能选了4元钱的木盒子。也许，在那些人看来，4元钱的骨灰盒是对我们的格外开恩呢。
两天后我和二姐夫杨雨操（后为救人牺牲，被定为烈士）获准离开关押地点，去东郊火葬场取的骨灰。那天刮着很大的风，我把骨灰盒捆在自行车后架上，一路上小心翼翼，生怕骨灰盒没捆紧掉下来。雨操在我边上护着，帮我看着后架上的骨灰盒。东郊离京城很远，我们顶着风砂，感觉是一点一点地蹭回了东獄庙关押我们的地方。
我至今都不能理解，刘传新何以让某些人对他那样咬牙切齿，置他于死地之后都难解他们心头之恨？这让我想起我爷爷，一个老实巴交、穷了一辈子的农民，只因他儿子是新四军，就被国民党地主还乡武装吊在树上活活打死了。爷爷那年56岁，父亲蒙难也是56岁，父子俩都是惨死于非命，他们的死惊人地相似，相似得令我毛骨悚然。
当时公安局内部也有造反派给我父亲贴大字报，题目叫《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那是个典型的标题党。我不知道这个鲁难指的是什么，别的不清楚，就说说我看见的表面气象：大概是1974年左右北京市公安局在其原址上建起一座在当时算得上气派的办公大楼，新大楼的建起极大改善了公安局内部的工作条件。文革期间少有兴建土木盖建楼堂馆所之事，北京市公安局能率全国之先建起新楼，至少反映出当时他们正处在一个兴盛活跃、蓬勃向上的状态；至少说明他们内部是努力的，是有成就的；外部是肯定他们，支持他们的。
我们住的院子斜对过是公安局的消防总队，好像也是1974年左右，消防总队引进了一批国外消防器材，其中有当时看着十分高大上的罗马尼亚消防车，从他们门口路过时经常看到消防队员们左摆弄右摆弄、又是洗又是擦的，对进口消防车爱惜的不行。不仅是消防车，北京市公安局还补充了很多进口轿车。印象中我当兵之前好像公安局没多少车辆，有一回王更印坐一辆胜利回来，车停在我们楼前，院里的几个小孩子感到很新鲜，钻到车里过车瘾呆着不出来了。而等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再看，真是鸟枪换炮，连一向低调的父亲也坐上了奔驰，让我吃惊不小。为此我问过父亲，父亲告诉我那是总理指示的，是工作需要。好在那时候高级领导干部都以坐红旗为傲，奔驰不算太招摇，否则恨我父亲的人可能会更多。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文革接近尾声的时候北京市公安局已经开始为职工盖建福利住房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才意识到那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文革时期在极左思潮蛊惑下，人们是不敢提物质生活要求的，那时讲先工作后生活，先革命后生活，说是后生活，其实没人敢重视职工的生活福利。北京市公安局在职工住房问题上又能敢为人先，那是需要底气的，要不大字报说刘传新一手遮天呢。父亲出事后我们全家被拉到东狱庙关押了一段时间，那里是公安局宿舍，新盖的福利住房，六层高的单元楼一共三栋。当时楼房刚建好，还没有开始入住，我们家和看押我们的公安人员各占了一套三居，算是捷足先登吧，挺讽刺的。
造反派用大字报向他们的领导发难，这是被毛主席肯定和鼓励的，我不敢说它是坏事。不过是好是坏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关键要客观，要实事求是。再就是看大字报你看归看，别轻易相信，别听风就是雨。我们中国人好像特别容易轻信，容易被扇乎起来。四人帮刚被粉碎那会儿，我一个战友跟我们描述北京市公安局怎样配合四人帮搞武装政变，说他们武器都准备好了。那个战友是听他父亲说的，他父亲是副国级领导干部，我觉得国家领导人说话不会有假，因此当时听得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几十年后才知道哪有什么武装政变，那是唐山地震后北京市委指示公安局搞一个应对大型灾难的预案，预案没出来，因主席逝世搁浅了。多亏吴德澄清了这件事，否则我会为此一直纠结下去。搞政治构陷的人擅长捕风捉影，一个单响小鞭，让他们一整一定能整出二踢脚的大动静。而对捕风捉影的谣言，高层领导人竟能轻信并予认可，也就怨不得文革在中国大有市场了。
说到这里我想起文革期间在某部委支左的一位军队干部，可能是因为工作不得力吧，或许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总之那个军队干部被总理撵回部队去了，真的是被总理用一个"滚"字骂回去的。我时常想，如果我父亲把北京市公安局搞得乌烟瘴气一团糟，搞得"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总理能容他吗？总理会不会也让他"滚"回部队去呢？由此再问：我父亲是被总理骂回他日夜思念的部队去好呢，还是他最后的那个结局，做个被人任意诬陷的冤屈鬼好？想想也纠结呀！
1977年5月19日午前，即我父亲蒙难的当天上午，十三处副处长王少华率领一群便衣进入我家院子，他们要把我们从家里清除出去，转移到别处去关押，理所当然他们遭到了我母亲的强烈抗议。十三处一个被三结合（文革产物）的年轻副处长做手势命令动手，一个矮个子便衣上来就用拳头朝我母亲脸上砸去，打碎了我母亲的眼镜，打落了她的牙齿。我母亲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抗日老战士，文革中受尽折磨，饱尝苦难，她既不是嫌疑犯，跟公安局也没任何瓜葛，对这样一个无辜的老太婆，那家伙竟能下得去狠手，他那是职业习惯！打在母亲脸上的那一拳落下去，形象生动地揭示了公安局十年军管的实质，宣告了毛泽东理想主义的失败，给刘传新临时工生涯划上完结的句号。
我在一旁冷静地看着，同时在院子里寻找王少华。他孤零零站在远处一颗树下，竭力想避开我的目光。看的出他内心是挣扎的，痛苦的，无奈的。如果我过去央求他，跟他说父亲刚去世，我们还在痛苦之中，请给我们点时间，叫你的人别这么快赶我们走，他会怎样？会看在我和他儿子友情的份上答应我吗？我希望他答应我吗？他也有家庭，也有一群孩子，央求他无异于想毁他的家庭，想毁掉他孩子们的前程。我落难了总不能拉自己的挚友做陪伴吧。如果说这一切就是政治，那么政治真的很残酷。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大姐跟我说的一件事，有一天大姐回家看望父亲，见院子门口站着一个小伙子。问大姑，大姑说不知道他是谁，看他站那好长时间了。大姐便过去问他是谁，有什么事。那个小伙子说他是冯基平的儿子，想找我父亲。大姐说父亲还没回来，你进屋坐会儿喝口水吧。一开始小伙子说没事，可能真的很累，他最后还是进屋了，但那天最终没能等到我父亲回来。可是他如果见到了我父亲又能怎样呢？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后来是否见到了我父亲，我只希望我父亲能够帮到他，尽量不要拒绝他，能吗？不知道那天的事情有没有后续，但无论结果是什么，那个站在我家院门口等我父亲的小伙子让我无比揪心。
三十多年后，我和王更印的儿子王晓峰参加了王少华的孙子,也就是已故好友建平儿子的婚礼，席间我们特意去向建平母亲问候致意。过后建平的弟弟妹妹过来敬酒，他们说老太太刚才哭了。我不知道她老人家眼泪为谁而洒，是看到我们想起了英年早逝的儿子，还是我们的父辈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或许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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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1 19:2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