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子又闪光了（六）

祖老师 · 发表于 2018-2-10 22:04:11

金子又闪光了（六）

凉州散记之六-----六坝一瞥

到了夏天，我奉命去了六坝公社，在公社队部当秘书。

六坝公社在南营河的下游，在新华公社的东稍偏北方，离了有十几里路远。它的北面，是亘古浩荡雪水冲出来的一个大河滩，好几里宽。南面，十来里外，又是一个同样的更大的干河滩。六坝公社夹在中间，像个绿洲。离山远，视野开阔。长天蔚蓝，阳光灿烂。

我站在河滩旁遥望，怅然若失，孤寂空寥。想起了帕斯卡的话，“河流就是前进着的道路，它把人带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南营河早没水了，阔大河滩寸草不生，满布卵石，像一道巨大的丑陋伤疤。一滴水也没有的河滩还能叫“前进着的道路”吗？河已干，草已枯，为什么我还不得不沿着干涸的河滩漂泊？顺着河滩往下游远望，那里是迷茫的天边，连干河滩都没有了，全消失在沙漠里了，我怎样才能去充满希望的远方？生活欺骗了我。毕业已两年多，时光荒废，青春在荒野里流浪。心在滴血。何处是归程？

旷野无语，任凭野风呼啸。

我的工作没变，还是写材料填表格，一样的无聊。队长是铁路局干部，姓张。

和头坝一样，这儿的农宣队也是不参加劳动。我真不明白，连劳动都不参加，怎样联系群众？怎样深入下去？农宣队到底来做什么？

到六坝不久，有一天，公社人出人进的，繁忙异常。哦，是省领导深入农村检查工作，来到六坝。这可是极其少见的事，所有的人都紧忙活，除了我们。

大领导来了，我没见到，倒见到了一个大文人，甘肃日报的总编辑，叫草缨。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文人呢。总编辑嘛，大文人，肯定是风流倜傥，温文尔雅，指天画地，意气风发。待到一见，咳，全不是那回事。他个儿不高，四五十岁，脸黑，满脸虚肉，穿一身黑棉衣，四个兜，扑扑踏踏，倒像个看大门的。

工作队当然把我写的材料呈上去了，他见了我，笑着对我说：“健步如飞，呵呵。健步如飞。”这是我的总结材料里描写社员大干的一句话。都知道，凑材料的文字哪能那么认真，我看他，他看我，大家哈哈一笑。

中午，公社杀羊招待贵客，人很多，我向来是不喜欢凑热闹，就在外面晃悠。草缨见了我，就大声喊，“来啊，年轻人，怎么不吃啊，抓膘旺季。吃。”到底是总编辑，三句话不离本行。

我去灶房，大锅里煮的是一块一块用绳子捆好的肉，一块有一斤左右。别人说这就叫手抓羊肉。噢，肉块大，吃时得用手抓，这就叫手抓羊肉？久闻大名，未见其形。形象，形象。我一手拿了块带骨头的肉，一手拿了个馍，大口大口地吃，颇有点绿林好汉的做派。吃完了，喝上一碗肉汤，酒足饭饱，哈哈，不亦乐乎。不过，只有这么一次而已。

不久，农宣队的公社队部撤销了，我下到蔡家大队第二生产队。已走出校门两年多了，没做一件有意义的事，离理想越来越远，愤懑已极，无奈。

生产队的老队长心绵，安排我和老孙住在一家人的客房里。

房东姓李，一个很客气谦恭的中年人，四十来岁，个子算高的了，有一米七五上下，话语得体，一说话就点头，陪着笑。我怎么看他都有几分在外面闯荡过、见过世面的样子，为什么没当生产队干部？说是身体不好。我们没有深谈。

我们住的是客房。客房，在河西，那是最好的房子了，相当于客厅。这家的客房坐东向西，开间大，干干净净，敞敞亮亮，没有什么杂物。炕头有扇大大的旧式窗子，糊着白纸，可以往外推，高高支起来。不由得人逸兴遄飞，真有“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之感。哈哈。炕很大，能松松活活睡下5个人。我和老孙两个人，可以恣意打滚了。

老孙个儿不高，脸白，尖下巴，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甘肃农业大学一个系的行政干部，为人很精明，搞学生工作的嘛，心眼多。他告诉我他把家安在武威城里了，他学校家两头跑，火车一站路，不远。

我向来对建筑有兴趣，走到哪儿都注意房子的结构和布局。有一点我搞不明白。为什么河西地方盖房不太在乎方位？陕西人看重北屋，那叫上房，冬暖夏凉，住着舒服。不要说陕西了，全国许多地方不都这样吗？河西人似乎不这样。他们不在意院子的形状。头垻我住过的那家，刚进门，紧挨着大门就是堂屋，像个传达室，还是个南屋。再往里走，才是刀把状的院子，一溜北屋。他们的客房位置随意，有东屋，有西屋，随意而为。这种布局，让人匪夷所思。

六坝这家倒是正南正北，几间房子围成个Π字。我们住的是右边那一竖，面朝西。上边那一横，坐北朝南，有三间，是他们的住房。一间是老李他父亲的。我去给老人问了好，顺便看了一眼。开间不大，只是个不大的一室，宽不到3米。门和窗紧挨着。进了门，窗子下是一小炕。老人整天在炕上坐着，好像身体不大好。里面很暗，像窑洞一样。没看见有什么家具。其他几间该是他们的住房和孩子的房子了，估计大同小异。西边那一竖，也有两间房，是厨房杂物间之类。

我奇怪怎么连围墙也没有。老李说，好不容易把房子盖好，没一点劲了，也没钱了，想等以后再说吧。一放下去，就成了这个样儿。没有围墙，也没有大门。

陕西不一样。陕西人讲究。上房一般是坐北朝南，是整个院子的中心，得下大力气修好。两侧的厢房，就看你的财力了，可好可一般。房子一盖起来，别的什么事都不干，赶快修好围墙，再把大门立起来，这才像个家。陕西人在大门上下的功夫多。大门，那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不说挑檐斗拱了，起码也得做个庄重敦实，漂亮的门楼。至于室内装修，那是后续的事，慢慢来，不急。

我在河西农村跑了那么多地方，就没见过一个漂亮的大门。

下生产队后，我不用填报表写总结了，可干的事更少。似乎除了开会就是开会。连农民都说，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我们整个淹没在会里了。

新华工作队是兰州铁路局干部为主，这儿则是武南铁路局的人。

组长四十多岁，同样不懂农村工作，从不劳动，爱听好话，不苟言笑，有权欲。就组长那么一点点权也紧紧抓在手里。不要求我们参加劳动，不介入生产队的具体事宜。经常是下午工作队全组开大会，满当当坐一屋子，十几号人，听组长海阔天空训示，谈形势，发议论，以示权威。吃了晚饭，我们再领着社员学习。还是读报纸念文件学毛选，天天如此。当时大形势如此，哪儿都一样。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更得如此。我静静坐着听，思绪早不知去了哪里。青春就这样消磨掉了，心不甘，却无奈。

到了70年9月前后，69、70届的人也下乡了。六坝公社来了一批。我认识了几个，有的成了一辈子的朋友。

我们大队来了两个北京农机学院的。山东人，一男一女，是一对儿。听说在校已经入党，婚事已定，两方家里都去过了。

是刚出校门的缘故吧，他们热情迸发，信心十足。在大会上，两个人主动激昂慷慨表决心，一定搞好工作，一展党员风采。女的当众表态：来后吃不下饭，胃口不好，恶心，可能是不服水土。她大声说：我就不信过不了生活这一关。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从解放军农场的严酷走来，心已冰凉，波澜不惊，就像走遍天下的旅人，哪管他们的事？唯独老孙多心了，背后对我说：“八成是怀孕了，连这都不知道，还说要过生活关呢。”老孙是甘农大的行政干部，管学生的，忒精。

果然，才过了两个星期，两个人急忙打报告申请结婚，领了证，两人就搬到一块住了，没办婚礼，可以理解，是工作队嘛。似乎连喜糖也没买。

后来，我们走了，他们留下了。据说男的去公社工作了，是不是当上了官？那就不知道了。

我们生产队的老队长有50来岁了，面相老。圆脸，胖乎乎的，见人不笑不开口，就跟笑佛似的。他属于那种一辈子当队长的人。农村工作有它的特点。那时候没有多种经营，只是种地卖粮，似乎没什么大事。可几十户几百口人的吃喝拉杂睡，能理顺也得有点本事，得能镇住人，处事公平，大家服才行。老队长就是这样的人。

他知道按上面的规定，我们不会介入生产队的管理等具体事务，找我们来就是玩，说说话。他一来就半偎在炕上随便聊天，也说说队上的事解闷。

老队长一边说话，一边嗑大麻籽。往嘴里扔个大麻子，一嗑，就香香地嚼着，很受用的样子。嗑下来的皮儿呢？他在嘴唇上高高地堆着，成了一小堆，就像在嘴唇上整整齐齐粘了厚厚一层，也不影响说话吃大麻籽。我奇怪，它怎么会不掉下来呢？嗑大麻籽是这儿男人的习惯，怎样把皮儿摞得高高的，是专利。你别说，能堆那么高也得有点技术呢。这儿的男人都爱嗑大麻籽，就和我们这儿嗑瓜子一样，没事就磕着吃，尤其是开会时，籽皮在嘴唇上摞得高高的，得意洋洋，比着看谁摞得高。我没尝过是什么味儿，估计和芝麻籽差不多吧。

大麻是这儿的特产。长得有一人多高，皮可以造纸做绳子。大麻籽儿比芝麻稍大，可以榨油，吃起来香香的。

冬天农闲，艳阳高照之时，男人们不约而同，会聚集在村落的空场里闲聊。五大三粗的大老爷们，嘴里说着乡闾闲话，左胳膊夹一团羊毛，手里提着一垂地纺锤，右手一拧，纺锤飞转，随即接连往里续羊毛，还寻机往嘴里扔大麻籽，几不耽误。这儿，捻毛线是男人的活计，是专利。

三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麻籽就是来自赫赫有名的大麻啊，世界公认的毒品。据说武威大麻毒性比印度大麻小，可毕竟是大麻啊。老队长他们那么爱吃大麻籽，是不是上了瘾？无从考究了。

有一天，在公社院子里，几个公社干部围着花池说什么，我过去了，他们不说话了。不大一个花池，有几十株花，开得正艳。花株不高，不到一米，茎筷子粗细，顶着孤零零一朵花，很鲜艳，有紫的，有红的，也有黄的，少见。我好奇地问他们这是什么花。没人吭声。我又问了一次，一个干部勉强回答，是大烟花。大烟花？竟然还有人种大烟？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罂粟花，好奇，端详了好大一阵。后来我知道了，解放前，这儿有种大烟的习惯。我们在的时候，公社曾在一家搜出过一袋子大烟籽。

老队长和我们闲聊。他说现在人都不好好干活，没办法。都叫大跃进搞瞎了。这是土话，搞坏了的意思。他说，合作社时社员干活好，不用人喊，自己卖力干。刚成立公社时还行，大跃进一来就胡来了，日弄人。那时候兴大干，放卫星。白天干了一天，都累得受不了，晚上还得大干苦干夜战。时间长了，谁能干得动？担上一担子粪土，随便往地上一倒，找个地方就睡觉去了。一觉睡到天亮再回家。人都学坏了，一直到现在都是人哄人。没办法。老队长长吁短叹。他精着呢，不敢说人民公社一个坏字。

队里的最大问题也是没钱。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反倒欠了队上的账，就落下点口粮。没办法。不管我们走到哪个队，收入不能兑现都是大问题。劳力多的人家养活着娃娃多的人家。怎么办？没办法。还是穷啊。

研究农村问题的大领导们大人物们，为什么不迈开两腿，到农村来看看呢？你们总说严重的问题在教育农民，又说人要有理想，不能为吃而活着。可现实是残酷的，干一年活，反而欠下了队上的钱，不是偶尔，是常态。你叫农民怎么想？如果你们是农民，会怎么想？到后面，碰见这问题我们就不说话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光讲大道理有什么用？这样的工作队，没一点用。

老队长知道我们只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我们说队上的事一点用都没有。只是闷在心里久了，说说而已。大家唏嘘半天，还是无法可想。

自从来甘肃后，下了好几次农村。只有这次是真正深入农民的生活。才知道农民的朴实。他们过着这样贫穷的日子，却没有一点怨言。他们说这就是命，是命该如此。

我看见南边远处有个大庄子，很宏伟，就问老队长。老队长说那是陈家老庄。

庄子，是河西特有的建筑，高大宏伟，是过去有钱人为防土匪特意建造的小城堡。我在新华见过。庄子的外墙有两米多厚，近十米高，用土夯成的，没用一块砖，木头摸板的痕迹还清楚可见。墙上可以走人。南墙正中开了个洞，安了厚厚的大门。此外，土黄色的外墙上什么都没有，连洞洞眼都一个也没有，从外面看，就像一个四四方方的巨大土墩子。在红缨枪土枪的时代，要想攻进去，还确实不容易呢。

我进去过两个庄子。里面，贴着外墙盖了房。按中国的习俗，正屋坐北朝南，东西是厢房，围成个院子。房高窗大，光线充沛。一个大炕睡几个大个子还绰绰有余。院子有排球场大小，土夯的地面，平平的，干干净净，没树，也没花草，像打麦场。

老队长说陈家老庄的陈先生那是个大好人，36年救过不少红军。治病养伤，走的时候还给盘缠。一解放，解放军来了。部队的人一看，这么大个庄子，肯定是大地主。当官的说了声：“大地主，杀。”上面派人骑马来，一边跑一边喊不能杀不能杀。人还没到，这边的枪就响了。那时哪有什么法律法院，由着部队干。

老队长很尊敬人家，到现在还叫人家陈先生。

我问他，你见过红军？他说见过。1935年前后，有天早上他出去干活，见麦草垛里藏着个人，样子有30多岁，穿黄呢子衣服，镶金牙。见了他，就说：“小兄弟，咱们两个把衣服换了吧。”当时，他穿的是当地最常见的猪腰子，也就是一人高的光板大皮袄，毛朝里，长长的，暖和。我问老队长你换了没有？他说我不敢换，大人要打我呢。老队长知道这是打散的红军，就拿了些吃的东西给他吃。后来人就不见了。我打趣道，“那肯定是大干部，要还在，你可是个大功臣了啊。”老队长笑着轻轻摇头，看着窗外，目光遥远，大概在回想那天的事了。

有一天晚上，最高领袖又发最高指示了。当时的规定叫学习最高指示不过夜，必须连夜学。等社员们都到了，我们就开会，会一直开到深夜。我困得实在受不了，眼皮直打架，还得念报说话。老队长看见了，什么也不说，悄悄出去了。过了一会，端过来一小杯茶，颜色黢黑，只有一口。让我喝。我知道这是他们爱喝的茯茶。我从来不喝的。没办法，喝吧。除了苦，没别的味，就喝了那么一口。过了一分钟，啊，一点也不困了，精神倍儿棒。

这儿乡间里特别流行喝茯茶。

说到茯茶，东边内地的人可能没见过。那是用茶树的老叶子叶梗什么的压成的，四四方方，就像块一尺长的大砖头，所以也叫砖茶。有专门的熬制器具：一个手电筒那么粗，钢笔那么长的小砂锅，黑黢黢的。倒点水，掰块茶，就在火上熬，过一两分钟，成了，倒出来，就一小口而已，颜色发黑，酱油似的。喝在嘴里，味道只有一个字：苦。据说牧区的人常喝。他们说那儿的水不好，一天光吃肉，不喝点茶不行。后来才知道，何止河西啊，整个甘肃青海宁夏的农村，好大一片地方的人都喜欢喝茯茶。连歌儿里都唱着呢：“提起我的家，我家在临夏，白布的汗褡褡，青布的黑甲甲，担来夏河水，尕锅里熬茯茶……”那时候，逢年过节走亲戚，最好的礼物就是砖茶。除了便宜实用之外，还有什么好处？我至今不明。

和头垻一样，这一带吃水都靠涝池。六坝离山远了，水更来之不易。到了春初，祁连山的雪水还没来，涝池的水已放了整整一个冬天了，快干了，风沙肆虐，牲口糟践，颜色已经发绿。

这儿洗澡是很奢侈的事，得去几十里外城里的澡堂。

有一天晚上，头皮痒，我想洗洗头吧。就去了公社的灶房。那里没有电，灶房里高高挂了盏马灯。我在做饭用水的大缸里舀了盆水，烧热水。水热了，昏黄的灯光下，水却发黑了。怎么回事？我奇怪了。回屋拿来手电一照，啊，水面上飘着密密麻麻一层小蛆。我这才知道涝坝水里竟然有这么多小蛆，我们已经吃了多少？一阵阵恶心，翻上翻下，好不容易压下去。

第二天早上开饭了，是山药米拌面。怎么办？没事。我抬起头，大口大口照吃不误，根本不看碗里有什么，只是个吃，哪管饭里有多少不速之客。

下队后，吃得比头坝大队好多了。早上是山药米拌面，稠。中午和晚上吃得多的是捞面条，这是我们的叫法，他们叫干面，或干拌面。那真是“干”拌面。一碗白花花面条，佐以盐、蒜泥、辣子，连个葱花都没有。他们的待客饭吃得我怵头。我想吃烂糊菜面，没人给做。

老队长和我们关系好，他肯定在后面安排好了我们的生活，他一句话，我们吃得自然差不了。老队长常问我们吃得咋样，我们说很好。他看我们满意，就笑上一笑。我们可是一个字的要求都没说过啊。那可是大忌讳。

房东家有个男娃，初中生，眉清目秀。很懂事，有礼貌，爱学习。显得有家教。我去后，他常找我问作业的事。我总是详细解答。他告诉我，从我住他家的那一天起，他的作业总是全对。我很奇怪。后来才知道，老师发现学生的作业和他们讲的不一样了，于是他们背后打听好了，只要住有农宣队的人家，孩子的作业肯定全是对号。后来，公社书记让我给公社中学的数学老师讲过两天课。接触中，我感觉到他们的教学问题不少。离城才20里就是这样，那山里的学校呢？农村的教育水平让人不寒而栗。

后来，房东让孩子去银川亲戚家了，说是那儿的教育搞得好。孩子来信了，房东拿来让我看。孩子说那家人光让他哄孩子，根本不提上学的事。他在利用时间自学。我有什么可说？明摆着是让他当小保姆。

房东养了条狗，黑色的，个儿不小。我没养过狗，有点怵，就想办法给它弄点吃的，想贿赂它，混熟它。但是又不能叫农民批评我浪费粮食，我只能是给它一点点馍渣，一口菜，甚至几片洋芋皮。狗见了，总是摇头晃脑地一口吞下。后来，见我一回来，就高兴地围着我转圈子。半夜，我开会回来，离家还有里把路，它就开始叫了，好像说你放心回来吧，有我呢。等我一走到院墙处，它就不叫了。房东说，它认识你的脚步声呢。

后来，我们走了，离开了农村。隔了几个月，我回去看望房东，咦，怎么不见小黑了？房东说杀了，要给爷爷做皮褥子。我一抬头，小黑的皮就张在墙上。我赶快扭过脸，不想让人看见我的泪水。

（待续）

一对高姓小兄妹长得多让人心疼啊！绝对有民族融合的基因。04年我去陕西靖边陕蒙交界的大夏国都城遗址玩耍时，与她们邂逅。当时，她们俩正在和她奶在地里拔黑豆。又过了几年后我和“法官”故地重游，到古城堡下面的村里打听她们的情况，被告知哥哥后来上了农校，妹妹去内蒙乌海打工去了，这张在毛乌素沙漠里的合影就成了永远的记忆......

这是宁夏彭阳县甘宁交界处的冯庄乡一对小姐弟，姐姐三年级，弟弟一年级，据她们说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母亲在外打工后来不知去向了，父亲就兼任母亲的职责。多好的娃啊！带我到沟里跑了一大圈，我在她们面前就像个幼儿。如今她们一定走上社会了，生活的磨难会让她们更加坚强......

当年在陕甘宁边这样的女娃一群一群的，那书包里装的是课本还是干粮就不得而知了。我是在黄土高原偏僻乡镇支过教的，尽管只有六个月的时间，回来时头发掉得一片一片的，老李说是“鬼推头”，还是遭了当地水土的祸。可这个牧羊女娃头发咋那么浓密啊？

我想：现在西部边远地区的娃们读书的条件一定好多了，教育是百年大计，人人都有享受教育公平的权利。随着时代的发展，她们一定会享受到和大城市的娃们同样的、高质量的教育。

偏瘫教授对我说过：“我最揪心的就是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教育很大程度上已经商业化了，校外的这个班，那个班办得如火如荼，把家长们哄得团团转，都不想让娃们输在“起跑线”上。我当年念书的时候除了课本啥都没有，草稿纸都是黄麻纸，就那两个面还都写得密密麻麻的。教师是那么好当的吗？连个教师资格证的没有，你不是在坑娃们是干啥？犯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