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出川陕根据地:“谁知,我们在前面打,后面可就搬了家,放弃川陕根据地”。嘉陵江战后,徐向前发电提议将南面部队向北集中,“迂回碧口,抄胡宗南的后路,进取甘南。但张国焘死活不吭气”,“后来他说,那时他正注视中央红军的动向,对西出或北出,下不了决心”(徐帅回忆录404页)。这样,乘胜打胡宗南,进击甘南的战机丧失。徐向前的“川陕甘计划”(34年11月清江渡会议通过)也因此半途而废。 强渡嘉陵江后,胡宗南部3月28日占宁羌,王缵绪部4月4日占南部,16日占阆中,唐式遵部占南江、长池。方面军后方机关、省委机关陆续撤到嘉陵江以西,仅留刘子才、赵明恩等300人枪坚持斗争,直到1940年1月,在国民党军新9师和146师490旅围攻下,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 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原因复杂,徐向前说:“优势敌人的压迫,长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凑到了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枪,如果把33军留下,要好得多;强渡嘉陵江后,犹豫徘徊,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使‘川陕甘计划’流产”,“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个计划,我军将得到更大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不一样的”(徐帅回忆录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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