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从遂川出发。

刘江海 · 发表于 2024-8-4 16:48:05

纪念红军长征90周年

《8月7日，红六军团从遂川出发。》

主题词：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从井冈山脚下的遂川出发，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从井冈山脚下的遂川出发，从此踏上万里征途，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
提起历史纪录上第一次的长征，伟人做过极其精辟的总结。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三场《万水千山》将这个总结凝练成三句话：长征是宣言书，它向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宣传队，它向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是播种机，它散布的革命种子，将到处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是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时间定格在1936年10月。
“长征”一词的由来
“长征”一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的频率极低。用“长征”一词表达军事行动，在中国历史有两位，一位是唐朝诗人王昌龄，写过一首《出塞》，其中一句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还有一位，叫李颀，也是唐朝诗人，他的《古意》第一句就是“男儿是长征”，其中最后一句“使我三军泪如雨”，读者是不是感觉有点意思。一千年以后，如椽大笔改其意境，“三军过后尽开颜”显得何等豪迈。有意思的是，“长征”一词一出现就被用来表达与军事有关的场景，这也许就是“长征”的初衷吧。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奉命从遂川出发向西实施战略行动，史称“西征”。按照周恩来的说法，“是探路”（194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按照萧克将军的说法：“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比中央红军早两个月，为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萧克回忆录》（199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指出：“中央电令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周恩来后来曾说过，当时组织红军第六第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博古更直接说明，'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博古当年毕竟是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红六军团作为开路先锋，在国民党的多路密集封锁中撕开一道口子，打通西行道路。中央红军在10月开始的战略转移，基本上是沿着红六军团的西征路线方向行进，一直走到湖南通道县（1934年8月17日红六军团袭占湖南通道县城），中央负责人召开了一次有毛泽东参加的重要会议（1934年12月12日），红军实施向贵州机动作战，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通道转兵”为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34年9月至11月期间，洪湖苏区丢失，红三军在失去湘鄂西根据地并在突围中丢失电台且与中央失联的情况下实施战略转移，寻找新的落脚点。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也是在与中央失联的情况下实施战略转移。
“探路”、“西征”、“战略转移”、“突围”这些彼此联系且又密切相关的军事词汇，开始在红军的作战命令中频繁出现。遵义会议召开一个月后，1935年2月23日，这些军事词汇与“长征”一词发生交集，开始彼此间的互联互通互动。因为就在此时，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了“长征”一词，用来称呼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
目前确凿的史料证明，“长征”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这份文件上，时间为1935年2月23日，红军四渡赤水实行机动作战期间，地点为贵州习水吼滩。这份文告中第一句就指出：“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我们工农红军亦将与黔北工农及一切干人们，更亲密的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黔北苏维埃，最后推翻军阀官僚绅粮反动统治，以谋求永远的解放和自由。”
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将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的文献资料。这份文稿原件无论放在哪个博物馆收藏保管，都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
从此，中国工农红军陆续从江西出发，从其它各个红色根据地出发，历经艰难险阻，跨越万水千山，最后到达陕北的万里之行得到完美的诠释，注入了全新的灵魂，创造出永恒的长征精神。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
在众多宣传红色主题的博物馆、展览馆、特别是红军曾经路过地区的博物馆、展览馆里，参观的人们经常会看到馆内陈列展示的红军长征路线图。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这些陈列展示的红军长征路线图是有区别的，有的标注为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图，有的标注为红二方面军长征路线图，有的标注为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线图，有的标注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实际上，权威的红军长征路线图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以下简称军博）陈列展示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
印象中，1957年，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有关部门出版了大型图书《星火燎原》、《红旗飘飘》，上面都刊登过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解放军画报上也多次刊登过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国家地图出版社发行过有关地图；中小学校教材也刊登过有关地图（有的教材上刊登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只标注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百度等搜索平台可以搜索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各地博物馆、展览馆陈列展示的红军长征路线图各有区别。建国以后，军博陈列展示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的标注虽然几经变更（此图在一段时间曾经有过“1934年8月——1936年10月”这样明确的时间标注）。准确来讲，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的标准版本应该以军博陈列展示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为准。
在军博陈列展示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上，分别标注了红六军团从江西遂川出发的长征路线，红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在于都集结）出发的长征路线，红二军团（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从湖南桑植出发的长征路线，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的继续长征的路线，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红32军合编组建的红二方面军从四川甘孜出发的继续长征的路线，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的长征路线，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苍溪出发的长征路线。
不知什么原因，目前军博陈列展示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上取消了长征时间的标注。但是，这幅图依旧如同过去一样，在图中明确地标明红六军团从江西遂川出发的这条路线为长征路线。数十年间，军博陈列展示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几经变动，但是，红六军团从江西遂川出发的这条行动路线，以及到达湖南以后与红二军团从桑植出发的行动路线，始终被视为长征路线。
可以和军博陈列展示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相提并论并且具有权威性，则是新华社于2006年八一节前夕7月31日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这幅图左上角明确注明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时间为1934年8月——1936年10月。
（图片链接网址：https://www.gov.cn/jrzg/2006-07/31/content_350443.htm）
综合对比两幅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番号编制不同的各路红军按照出发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1934年8月上旬，红六军团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
1934年11月中旬末，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
1935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
1935年11月中旬末，红二军团开始长征、红六军团继续长征；
1936年7月上旬，红二方面军开始长征。
为了纪念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由新华社发布的这幅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多家官方网站和主流媒体纷纷刊载了这幅具有权威性质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幅图在后来的转刊过程中出现了些许改动，有的转刊图将左上角的长征时间标注为“1934年秋——1936年10月”，有的转刊图则取消了左上角的时间标注。然而，在这些长征时间的标注即使发生改动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上显示的各路红军的行军路线始终没有改动。专业的党史军史研究者可能会注意到这些改动，大多数读者一般不会注意到这些改动。无论如何，这些改动多多少少反应了党史军史研究中面临的某些尴尬。
问题回到初始，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究竟从1934年何月何日开始？
周恩来“是探路”的说法，萧克将军“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说法，博古“六军团是先头部队”的说法，都证实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始于1934年8月7日，即红六军团从江西遂川出发向西实施战略行动的那个难忘的日子。
军博陈列展示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实际上确认了红六军团从江西遂川出发的行动路线属于长征路线。新华社2006年7月31日发布且有时间标注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不仅确认了红六军团从江西遂川出发的行动路线同属长征路线，同时确认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起始时间为1934年8月。许多红军长征问题研究学者（包括专业的和业余的）在网络平台上发表的文章也认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始于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的不少后代也多次在纪念长征回顾长征的聚会上反复表达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始于1934年8月7日”这个观点。
如果还需要找寻更多的权威文件，恐怕需要到中央档案馆去查阅1934年7月——1936年年底甚至更长的时间段里当时的中共中央以及中革军委有关进行战略转移的各种会议的原始记录和下达的作战命令等原始文件，去阅读当年红军主要领导人的回忆录，阅读当年亲历长征的红军指战员的回忆录，等等。例如，博古当年有关“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的这段讲话，或许是电报内容，或许是会议记录，或许是指示传达，无论何种形式，均可以证明红六军团的西征是属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九十年过去了，权威部门一直没有就长征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给予明确的解释，使其成为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个原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遗憾。
之所以这么说，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份重要文件指出：“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第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
按照字面解读，这份文件明确指出，第一方面军进行了长征，第二、第四方面军也进行了长征。但是，对于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算不算长征，文件没有明确说明，所以，对于“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到达陕北，也可以理解为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对于红六军团先于中央红军西征、为中央红军的长征进行探路的军事战略行动没有提及，对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合兵分路交叉前行，离开湖南桑植到达四川甘孜的军事战略行动没有提及。正因为如此，解读这份文件让人产生不少困惑。
困惑一：决议既然讲到长征，如果是为了进一步重申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中央红军进行长征，那么差点断送红军前途的张国焘分LIE红军的错误路线在决议中也应该进一步强调。
困惑二：决议既然讲到长征，如果是从整个长征过程来讲，为什么只提到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而没有提及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的长征？还有决议中对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战略转移缺乏明确的表述。
中央红军作为主力红军形成的历史地位，随中央红军转移的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在战略转移中的绝对领导，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扭转败局、转危为安堪称传奇的经典战役，建国以后特定时期对党的领导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过度宣传造成的影响，上述诸多因素也总是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轻或重地影响了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某些重大事件及其发生时间做出全方位的准确的客观评判。
西路军历史评价得以纠正的启示
说到这里，则需要提及一个问题：对西路军的历史评价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评价西路军成为党史军史研究的一个禁区。陈云同志在1982年指出：“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我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的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先念同志经过大量查阅资料，于1983年整理发表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明确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西路军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这份说明经陈云同志审阅并复信，又转交徐向前徐帅审阅。在得到两位认可后，先念同志便将“说明”连同陈云同志的复信一起报邓小平同志。3月22日，邓小平同志审阅并作出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自此，对西路军的评价问题便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展开。即使这样，后面也还是遇到一些阻扰，1991年“七一”前夕，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发行，其中有关部分仍以含糊其词和伏笔影射的手法，继续将西路军问题跟张国焘挂钩。先念同志得知后，非常气愤，立刻向中央写信，对中央党史工作小组提出严肃的批评，并要求重写西路军史实，最少应该加上“奉中央军委命令”这几个字。为此，中央党史工作小组终于纠正错误，立即召回已出版发行的书籍，修改后重印出版。事后，有关领导同志均向先念同志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把关不严、未仔细审查。最终由中央党史研究室重新修订的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在2002年9月出版发行，文中对西路军的史实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西路军的历史评价问题妥善解决为今后党史军史的研究进一步提供了宝贵的启发：在党史军史研究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西路军的前身——红四方面军。
1931年3月10日，鄂豫皖苏维埃区域中央分局决议成立，同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面积一度达到4万多平方公里，拥有人口350万，成为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根据地。1932年夏，国民党调集20多个师30余万人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红军反围剿失利。1932年10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率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转移到川陕，建立起川陕根据地。
因此，有学者认为，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川陕根据地的“远征”也属于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的确，毛泽东在1934年1月对红四方面军的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川陕根据地的战略转移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为“有名的远征”。（1934年1月在中央苏区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笔者提醒读者注意呦，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提法——远征。后来，“远征”两个字确实写进长征诗篇,成为千古流传的名句——红军不怕远征难。
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是在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中央根据地几乎全面丧失的背景下实施的；而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川陕根据地的战略转移是在区域性质的红色根据地全面丧失的情况下实施的。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围绕北上抗日的目的逐步展开、渐次发展，经过领导权的重新归属而最终完成；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川陕根据地的战略转移是围绕新根据地的创建而一次性完成。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是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各地各部红军集体参与下完成的，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川陕根据地的战略转移主要依靠自身配合当滴红色力量完成的。例如，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实施西征，目的很明确，为中央红军开路。1935年1月22日，中央发布命令，要求红四方面军采取积极行动，参与北上抗日，接此命令后，1935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
史料记载，1932年10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11月5日经湖北省郧县秦家墁进入陕西省商南县三官庙。在商洛历时23天，途经商南、山阳、丹凤、商县和柞水5县53个乡镇222个村，经过漫川关战斗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于11月27日离开商洛，抵达川陕边界地区，建立川陕苏区。与此同时，1932年10月，红三军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在转战途中为争取尽快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于1932年11月21日进入商洛，途经丹凤、商南、山阳、镇安4县25个乡镇75个村，历时12天，行程400多公里，于12月2日从镇安的草家川离开商洛，前往湘鄂川边。这两支主力红军此时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找落脚点，建立新的根据地。
由此可见，中央红军实施的战略转移和红四方面军主力以及红三军各自实施的战略转移确实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中央红军实施的战略转移的全局属性和红四方面军主力以及红三军各自实施的战略转移的局部属性不能相提并论。
让我们一起再一次聚焦主题，继续分析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开始西征的问题。
有资料统计，从1934年7月23日红六军团受命实施西征，至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甘宁，总计823天，其中西征94天，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390天，与红二军团分兵交替并行机动作战以及组建红二方面军后的战略转移339天。网上曾经有过一种说法：红六军团出发时间最早、走的路最长、翻越的雪山最多、到达陕北的时间最晚、到达陕北的人数最多。红六军团出发时间最早、到达陕北的时间最晚是毫无疑问的。走过万水千山历经艰难险阻的红军，劫后重生凤凰磐涅的红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伟大的长征已经将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载入史册，其它的问题争论来探讨去实在没有什么必要。研究的主要症结仅仅在于，红六军团西征的94天到底算不算长征？如果这94天不被列入长征，历史对得起那些从井冈山一路长征走到陕北的前辈们吗？历史对得起那些从井冈山出发但是倒在去往与红三军会师之前的长征路上、倒在去往四川甘孜的长征路上的英烈们吗？
当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前辈已经离我们远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所具有的实践的高度，只能让我们满怀敬佩之情深深仰望。红军长征丰碑的正面和背面已经由当年参加长征的亲历者用鲜血和生命写满。作为长征事业的后辈和一代又一代接班人，我们的责任只能是把长征副碑续好、写实，用心去弥补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评价上的遗缺。

长征路线图的补充后缀
请读者再一次回到本文一直在讨论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这个话题上。 中国之外的世界在当年最初知晓的那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其实是外国人对外首先发表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手绘的长征路线图。
薄复礼手绘的长征路线图的时间始于1934年10月。此时，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尚在准备中。
也许是巧合，帮助萧克将军标注地图一事给刚刚被俘的薄复礼留下了深刻印象，上帝将神灵之手赋予这位瑞士传教士，引领他用神灵之笔绘制了让世人知晓的那张神奇的红军长征路线图。
在此期间，1934年10月1日，红六军团占领了贵州旧州古城，薄复礼及其海曼等传教士被红军俘虏。薄复礼等人被俘后的一个星期，红六军团遭遇了西征开始以来最惨烈的战斗——甘溪战役，战役发生的时间为1934年10月7日。此后两三个星期内，红六军团在贵州石阡地区左拼右杀，终于突出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于1934年10月26日与贺龙的红三军胜利会师。此时，薄复礼手绘的长征路线与红六军团西征路线的后半部分相吻合。回忆录《风云硝烟五十秋》第二章<艰苦的行程>第一节•第一次负伤，记载了我父亲在甘溪战役期间第一次负伤的场景，记载了跟随部队行走的两个传教士在路边啃玉米的场景。

红二军团（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和红六军团会师以后直至1935年11月19日离开湖南桑植。此时，薄复礼手绘的长征路线与红六军团的转战路线相吻合，并且在个别时间节点上与红二军团的转战路线相叠加。回忆录《风云硝烟五十秋》第二章<艰苦的行程>第二节•军民鱼水情，记载了我父亲在湖南大庸地区第二次负重伤，因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在红军龙家寨野战医院治疗10天后被迫转送到当地老乡家，在深山老林里躲了九
天九夜的难忘日子。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分兵交叉前行开始长征。此时，薄复礼手绘的长征路线与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的继续长征的路线相吻合。回忆录《风云硝烟五十秋》第二章<艰苦的行程>第四节•第三次负重伤，记载了我父亲在云南昆明东北一百余里的马龙镇第三次负重伤的经历。
1936年4月11日，红六军团抵达云南富民，薄复礼获得释放，这位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六军团长征的奇特经历画上了句号，他手绘的长征路线的笔画就此中止。无线电发报机和密电码
有的学者认为，“长征”一词是王明于1934年11月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第一次使用的。这种说法忽略了以下重要事实——在此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报往来：
1934年9月17日，食洋不化、唯命是从的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执委，报告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中央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的计划，电报告知共产国际，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的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
9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终于复电中共中央称：“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至此，共产国际才明确同意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
10月中旬，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由于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大功率电台无法携带，至此，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完全中断。
不幸中的万幸，正是在这种失联状态下，在遭受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带给中国革命和中央红军的巨大损失和惨痛教训以后，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与此同时，还极其幸运地选择并推举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集体领导。
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了多种措施试图恢复和重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共产国际为了与中共中央重建联系也做了大量工作。
历经千难万险的陈云抵达苏联后，共产国际连续派人前往中共中央已经到达的陕北，其中主要的人员如下：
1935年11月中旬，张浩与赵玉珍历尽艰辛抵达瓦窑堡，中共中央得到了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密码。
1935年年底，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阎红彦奉命送密电码回国，到达陕北。
1936年春，刘长胜携带共产国际的最新电讯密码到达陕北。
据赵玉珍、廖辉（原红二十五军保卫局排长，曾任新四军一师电台分队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部通讯处处长）、刘三源（时任中共中央机要科副科长）回忆，邓颖超负责机要工作，在瓦窑堡靠西北的山顶上，架设了刚刚缴获的一部国民党电台，对外称电讯十一分队。通过不断地调试，收到了微弱的电台信号。经史学界考证，刘三源与廖辉以为的“莫斯科”或“欧洲的共产国际”电台，其实只是共产国际的派出电台，也就是宋庆龄的电台。
一直到1936年年中，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台终于互联互通了（共产国际的电台选择设置在靠近新疆的阿拉木图）。毛泽东于1936年6月29日就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和时机问题给彭德怀发电，指出“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远方指的就是苏联。1936年7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报告了这一特大喜讯：“自中国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和福建后中断的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已由共产国际无线电台恢复。经过 (一些监控电报) 检验，现在可以认为，同中共中央的无线电联系已稳定地建立起来。现将我们上个月收到的中共中央的以下主要电报转给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无线电联系的时间为1936年6月，为了恢复书双边的无线电联系，有不下二十多位同志消失在回国路上，至今下落不明。
从1934年10月算起直到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已经中断了一年零八个月。1934年11月的那份报告根本无法穿越时空到达中央苏区。所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本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获悉王明那份有着“长征”一词的报告，“王明第一次提出'长征'一词”的说法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实际指导意义。当年红军队伍里，也有很多知识分子干部，当然十分熟悉中国的古代诗词，引用“长征”一词称呼红军的军事行动也就顺理成章了。
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为长征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
正如伟人所说：“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相关史料的补充
在结束这篇文章前，再补充一点史料。当时共产国际派往中央陕北根据地的人员还有一路，7人组成的小分队。这支7人组成的小分队的足迹虽然踏上了陕北的黄土地，然而最终却倒在了陕北根据地的大门前。
受烈士亲属委托，我配合我姐姐、姐夫曾经独立进行过对这支小分队的负责人谭忠余烈士最后足迹的寻踪之旅：
谭忠余，大革命时期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顾顺章叛变后，继任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其夫人周惠年，周恩来曾称周慧年“在党处于危急的历史时期，为保卫党做出了重要贡献”，陈云称周慧年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1934年4月顾顺章叛变，无法在上海开展活动的谭忠余调往鄂豫边红26师任政委，1932年初转赴苏联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担任中国班第二班党小组长。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的无线电联系问题也自然成为了解长征的一个重要环节。也许基于这些因素，美国作家哈森·索尔兹伯里在中国采访红军长征的事迹时，也关注到谭忠余。在其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有如下记载：“自从陈云于1935年8月抵达莫斯科以来，共产国际加紧恢复同中国的联系。这个工作并不容易。他们曾经从外蒙古派出一个代表团，装扮成商队，携带了无线电设备，试着穿过沙漠进入中国，但在戈壁沙漠以南，被马家军骑兵或者流窜的土匪歼灭了。”
这段记载有几个问题没有讲清楚，下面结合我们的调查尽可能给予补充说明：
1、索尔兹伯里书中所说的代表团其实是一支7人组成的小分队。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发出一份长达2000多字的电报（顺便提一句，此时采用的这套密电码是李立三同志在苏联亲自编写的），告知共产国际，其中提到：“但有7个人带电台已到达苏区边境，被民团杀害了6人，余1人及电台尚在民团手中”。这份电报和共产国际的来电目前存放中央档案馆（以下简称中档）。我们当时去中档的时候，规定五大书记的资料属于保密级，不允许查阅，而我们又忽略了查询这份以张闻天名义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报（张签署、签发的文件资料已经解密），十分可惜。我当时负责抄录的有关顾顺章叛变的资料，中档也不让携带外出。
2、索尔兹伯里书中提到的无线电设备到底有多大，是否需要征用马匹或者骆驼作为运输工具？为此事，我和我姐姐、姐夫一行三人曾专门去总参有关部门拜访，看到了淮海战役缴获的国民党军队使用过的450瓦短波发射机，长75.4厘米，宽47.9厘米，高97.8厘米，目视其分量就很重。苏联当时的科技水平很高，无线电通讯技术及其设备是其强项。针对陕北地形特征带过来的大功率无线电设备也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使用马匹或者骆驼作为运输工具也符合常理。此外，据我们查阅的史料，当时这支小分队还随身携带着一种以高效能的固体燃料作为生火燃料的炉子。在国民党当年的战报中，将消灭7人小分队、缴获重要设备（包括燃料炉子）、抵御红军围攻解救的战役称为“安边大捷”（国民党军队在此战役中一度调动飞机轰炸红军阵地），现存陕西省档案馆的当年的一些报纸也报道过“安边大捷”，也从侧面佐证了上述分析的正确性。
3、索尔兹伯里书中提到的谭忠余烈士的死因：最后害死谭忠余烈士的，是国民党当地驻军和地方民团武装。谭忠余一行在被地方民团武装扣留之前，曾与当地一个比利时教堂的护卫队发生过激烈的武装冲突。毛主席曾写信给教堂，申明了党的宗教政策，请教堂协助搭救。最后，谭忠余在只身与民团武装进行谈判时被扣押，其余6人在作战中全部壮烈牺牲，就连受中共中央派遣赴安边进行解救谭忠余工作的原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长杜宝棻，也被这伙毫无人性的民团从城堡上发出的暗枪打死。最后，红军攻打安边城时，反动民团把谭忠余和被抓的25名红军攻城战士一起活埋于城内西北角。
面向古镇城堡外的红军，面向瓦窑堡的方向，谭忠余发出了最后的呐喊：“我是谭忠余。向恩来同志问好！”
如此的壮怀激烈，如此的悲壮诀别。
2024年8月7日

附录一：
风雪送温暖难舍同胞情——使馆派员看望我革命先烈后代
原创 2017-01-11
2017新年伊始，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专程派员（我姐姐和我侄女作为陪同），冒着百年一遇的极端严寒天气赶赴伊万诺沃，看望革命烈士谭忠余的后代、84岁高龄的老华侨周小余女士，并代表使馆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转达李辉大使的新年问候。
1月5日，使馆领事部工作人员在零下25度的风雪中驱车300余公里，来到周小余女士家中，转达使馆领导及其国内亲属的新年问候，送去新春挂历、香醇茗茶等慰问礼品，并诚挚邀请周老出席我馆华侨华人新春招待会。周老及其子弗拉基米尔眼含热泪接过慰问品，连连对使馆工作人员冒着风雪送来珍贵的新年问候表示感谢。她拿出早已泛黄的老相册和珍藏多年的家信，深情谈起对父辈的记忆及与其他革命先烈后代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共同成长的经历。临别时，周老像自家人一样紧紧拥抱使馆工作人员，再次感谢使馆的关怀和问候，并请使馆转达对其失散多年的国内亲属的叮咛和祝福。
随后，工作人员来到周小余女士曾经生活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代表李辉大使向库兹涅佐娃副院长赠送新年礼品，并参观了儿童院院史陈列馆和部分校舍。库兹涅佐娃女士详细介绍了儿童院历史和现状，并对曾在该校学习、生活的中国革命先烈后代在二战期间为支援反法西斯战争所作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成立于1933年5月1日，全称为“伊万诺沃斯塔索娃国际儿童院”，原为苏联政府创办的专门抚养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和烈士后代的学校。目前，在儿童院生活和学习的３５０名学生主要是独联体国家贫困家庭的孩子，他们的衣食住行和学习费用全部来自俄罗斯联邦预算拨款。二战期间，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各国共产党人和烈士的后代被寄养在那里。毛泽东等中国革命家的子女曾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附录二：红军攻打安边城有关回忆摘录
彭德怀急调王耀南率工兵连对围城月余的城墙进行坑道作业实施爆破。“敌人为阻挠红军攻城，也时刻在侦听红军的动静，。。。他们在城墙上用两根长圆木做杠杆，前面吊着一个大铁饼，如发现疑点或者听到哪里稍有响声，就压下木杠把铁饼抬得很高，然后猛然砸下来，。。。坑道砸塌后，还扔下。。。大石碾，。。。几个石匠。。。被砸死了。敌人还不罢手，又用粪水往坑道里灌，坑道变成了臭水沟。花了18天的工夫，就这样白费了。。。”后来，红军通过地方政府找了2个曾经做过小偷已经改邪归正的人协助挖洞，洞挖好以后准备爆破，由于“。。。作业不小心，把导火索压死了。导火索只燃了三公尺多就熄了。我只好重新安装导火索，。。。我命令战士们点燃了导火索，迅速撤出坑道。但出来一看，我军有一个营隐藏在爆破点的正面。。。宋时轮军长马上命令正面部队撤离危险区，。。。我还不放心，又到前沿去检查，。。。突然一声巨响，惊天动地，石块尘土飞了满天，我的腰部感到被什么撞了一下，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和我一起通知部队撤离危险区的几个工兵战士却牺牲了。”（节选自《王耀南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