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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缔造大同》
总想为2017年的开局写点什么，考虑了许久，一直无法下笔。
无巧不成书。我大姐在国庆假期期间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后刚回来，此行是为了一本新书的写作，赴伊万诺沃看望革命烈士谭忠余的后代、84岁高龄的周小余女士。大姐看我来了，顺手从摆放在她的书桌上的一叠书里面抽出一本，说是朋友寄来的书，建议我看看，也许能有启发。书的名字为《缔造大同》，作者名字叫李曦恒。信手一翻，应该是一本政策性专著。我当时心里想，不会是让我写书评吧。要知道书评最难写，尤其是为政策性极强的专著写书评更是难上加难。
《缔造大同》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加上前言、自序等共计26篇文章。书的题目很大，文章的题目也很大，书的内容涉及政策，远远超出我的研究范围。但是，遵大姐之嘱，我还是硬着头皮将其书啃完，没有想到的是，散发着醇厚油墨香味的文章不但令我收获颇多，而且为我的2017年的开局文章作出了铺垫，我脑海的灵光一下子跳跃出来——“政策的深谋远虑与近忧”，可以拿来做为2017年开局文章的题目。
字要溯其源，词要析其意。政策由“政”与“策”两个字组成，“政”与“策”的字源字意渊源很深，实在应该从“政”与“策”的源头说起。
先说政，政的本意为政治、政事。为官才能从政。孔子周游列国，到一国“必闻其政”，这里的政指的就是国之大事。孔子其实是既想做学问，又想当大官，很要面子的孔子想当官又不好意思自己讲，所以假托弟子的口吻说出来：“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何人可以“闻其政”，孔子通过弟子的口口相传，制定出一个为官从政的标准——温良恭俭让。具备了“温良恭俭让”品德的人，可以“闻其政”。很可惜，孔子没有领过兵，打过仗，所以，他提出的标准充其量是个文官的标准。历史又过了若干年，后人根据关圣人的形象总结出了武将的标准——忠信仁智勇，算是对文武官员为官从政标准的补充。
政还同征，征有一意：征税，同为国之大事。通观世界各国，有不征税的政府吗？管理国家要用金子，公仆为公众服务要拿银子。薪从税出。国家机构越来越庞大，薪酬就变成了体系问题。像雷峰、焦裕禄这样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榜样，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仅从税制动手，往往改变不了高官厚禄与广大民众收入差距的问题。如果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官员收入长期数倍于广大民众的平均收入，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疑问自然就会增加。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学界先以前苏联为模式进行经济发展的可行性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又引进了不少西方通行的经济分析的数学公式，如基尼系数等等（这里不一一列举）。然而这些数据在使用中都会在14亿人口这个庞大的变数面前失真。中国的经济学界里少有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数学分析模型。说到中国原创的经济分析公式，胡焕庸线算一个。即使到现在，基于中国地理分布和人口分布的胡焕庸线，对于通过税赋的征收及使用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税赋征收东高西低和税赋使用西多东少将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这种非平衡的税收制度去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因自然条件而历史形成的中国东西部巨大的差距恰恰是中国经济能够进一步持续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
有关国内税收问题，作者在《缔造大同》一书中没有提及，倒是提出了一个国际税种的设置思路，在《解决人民币汇率波动问题的新思维》（上篇）这篇文章里，作者提出了实行“一国二币”（人民币和和谐元）向世界社会过渡的新设想，同时指出印制发行和谐元，需要开立“国际铸币税”，颇有此元是我设，此元是我印，若想用此元，请交使用钱的意思。其实，一国货币的国际流通，是以该国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印制在人民币上的社会主义形象会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尊敬。跟随读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入思考，“一国二币”提出的潜台词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世界舞台话语权的争夺已经演变为规则权制定的较量。
征还有一意：征伐，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与打上门的对手过招，提起伟大的长征，就其军事行动本意来讲，就是征伐，国民党重兵对处于弱势的红军进行征伐，红军进行反征伐，红军在寻找外出作战地域、寻找主动出击机遇的过程中，使征伐发生了彻底的大逆转。遵义会议以后，急切需要胜利的红军的最高领导层及时终止土城战役是军事征伐的主动纠错，摆脱追兵的四渡赤水是军事征伐的经典战例。
最早使用“长征”一词的，好象应该从唐朝诗人王昌龄和李颀两个人里面选择，前者的可能性更大。王昌龄的《出塞》第二句“万里长征人未还”，李颀的《古意》第一句“男儿事长征”，结束句为“使我三军泪如雨”。在中国共产党内，“长征”一词最早见于1935年5月由朱德总司令签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由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主编《红星报》的陆定一起草，布告里首次使用了“红军万里长征”一语。《长征组歌》和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有关长征的画面将长征定格在艺术舞台，后来的歌舞作品无出其右。毛泽东关于“。。。。。。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的精彩结论铭刻在人类历史，后世的总结难逾其高。
再说策，策可以做马鞭解释，也可以做以鞭击马解释。“策马扬鞭”这个词形象地解释了策的本意。然而，策的精华却浓缩在“谋略”里面。《辞源》的“策”列举了策的这一层意思——谋略，同时引用了两个出处。
《孔子家书》第二十七篇里有如下记载：孔子在谈论礼的问题时说了这样的话：“礼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他认为“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无礼，则“田猎戎事失其策”。失其策，简单明了，说的就是指导田猎戎事的谋略错了。
《吕氏春秋》仲秋纪第八里有如下记载：“故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时变之应也，不可为而不足专恃。此胜之一策也。”用现在的话解释如下：凡战争形势、山川险阻，要便于己方利用，兵甲器械，要使其更加锋利，选拔训练武士，要使其成为精兵，统率兵民，要使其训练有素。这四个方面是正义之师的辅助，是适应时势变化的凭借，不能没有，也不能一味依赖它，这是取胜的一种谋略。
由此可见，政策，实在是国之大事。
关于政策，毛泽东有一句至理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按照文章写作时间顺序编辑出版，称为全集；根据文章不同来源装订成册，称为汇编；参照文章所述内容整理出书，称为专著。《缔造大同》一书就是专著，是作者将近年来对世界形势发展趋势的研判进而得出的深思熟虑梳理成策，整理成文，文章的着眼点就是政策的提出与制定。
《缔造大同》全书以《钱学森“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理想研究（一）——执政党建设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根本性问题新视野》这篇文章开局，围绕享誉海外的我国著名的战略科学家钱学森所提出的“世界社会”这一创新思想展开，大胆提出了“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世界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制度”（其中世界社会制度包含两个主要阶段即多种社会制度共存——世界政治一体化）的创新划分和以此为基础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创新思考，建议读者要用新的战略眼光和全新视角观察、分析当今世界，为中国的战略发展问策论策，使中国的崛起建立在更加坚实的理论和政策基础之上。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运用其创新理论对当前世界进行观察分析，依据其《全球社会双层结构与演化方向》报告中的研判，在2016年5月底指出：“即将举行的英国公投真有可能成功，欧盟很可能会解体”，又在同年8月指出：“以此预测美国大选的话，。。。。。。特郎普会胜出。”作者基于新视野做出的预判和当时的主流观点相左，见微而知著，无论英国脱欧以后将如何演变，还是特郎普胜出以后美国政局将走向何方，其实质都说明世界各种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这一切，正如作者在《对美国大选的观察和预言》一文最后所说：“帝国的黄昏正在到来，世界正处在历史性大变局的前夜。”
“世界社会”是针对以下问题提出的——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在这之后，历史又提出了一国或数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并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重大课题。具体地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向共产主义迈进。
综观《缔造大同》全书，我认为全书上中下三卷里比较重要的文章应该包括以下几篇：《钱学森“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理想研究（五）——深化和运用钱学森共产主义思想的思考》、《全球社会的双层结构与演化方向（六）——再谈“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政策意义》和《为党和国家战略大转折做准备》。前一篇为作者的策问，后两篇为作者的策论。
提及策问，古已有之。问及天地人史学理之最大者当属屈原。身处战国末期的楚国大夫屈原用其爱国忧民之心，高举双手仰视苍天，俯视大地双目垂泪，极目远眺，对天对地对人对史对学对理，一口气提出了173个问题，记载其世纪之问的《天问》被誉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
本书作者的策问则是《钱学森“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理想研究（五）——深化和运用钱学森共产主义思想的思考》一文。作者在文章中一口气提出了114个有关政策的一系列问题问题，114个问题归纳为三大类，涉及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诸多重大政策研究，这些问题的提出，是要人们在中国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前提下，寻找解决中国究竟应该如何走向共产主义的答案。
既有策问，定有策论。可惜的是，当年屈原大夫提出了宏大的“天问”，却没有给出宏大的“天答”，只给后人留下爱国情怀的追思和对其文学才华的赞叹。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以后问世的《战国策》是一本用“策”做书名的古书典籍。书中很多典故经过口口相传变成了耳熟能详的成语。不过，仅将其视为文学书籍着实可惜，将其定为谋士策论名副其实。“清康熙年间取士，曾改试策论，不久废；到光绪季年，凡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废八股文，改试策论，不久亦废。”封建清王朝以策论选贤，两行两废，估计是策论之越深，针砭之越切，皇帝越听越不自在，故而废。
问策群臣，问计天下，共产党应该比任何政党都做得好。延安时期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向共产党提出的“精兵简政”就是策论的典范，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决战淮海是战役指挥员向党中央的统帅部提出的军事策论的经典，当“淮海战役”于1948年9月24日7时第一次出现在党的历史文献里的时刻，就预示了长江以北从此无战事这一局面的到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党政的一些部门在其网站开辟了献计献策栏目，为广大群众广开言路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当年的陆游曾叹“位卑未敢忘忧国”，时下的广大民众的“言微焉能失诤语”就更加显得难能可贵。老百姓敢说话，党就有前途，老百姓敢议政，国家就有希望。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从开始制定前一直到实际执行中，就应该始终在人民群众中不断轮回并得到升华。
本书作者的策论则是《全球社会的双层结构与演化方向（六）——再谈“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政策意义》（写于2016年8月）和《为党和国家战略大转折做准备》（写于2012年12月）。
在《全球社会的双层结构与演化方向（六）——再谈“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政策意义》里，作者提供了两张图表。第一张图表为《最高目标虚实变化一览表》，图表将党的几个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很直观地进行对比，简单明了。读者可以很容易抓住重点进而分析研究。第二张图表为《“多种社会制度并存”阶段的图示》，读者如果将“并存”的内涵理解为“共存”、“集成”、“交集”，则可以更加容易理解和把握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突变、裂变、质变的多种阶段在历史进化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无论如何变化，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一定有某个或者某些主要因素在起主导作用。在认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时候，一定要从复杂变化的现象中找到影响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主要因素。这个主要因素就是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已经将引导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走向世界大同的伟大历史使命交付给中国共产党。这是参与未来世界变化的巨大力量。这个巨大力量的社会主义属性是不变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属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属性，这是始终不变的。这正好符合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一定要坚持的“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个巨大力量的社会主义能量是在积累中不断增强变化的，正如作者在《全球社会的双层结构与演化方向（六）——再谈“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政策意义》一文中指出：“最大的变量、最大的变数就在于中国党和国家的发展与战略选择。”。政策与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决定了力量的变化方向与能量积蓄的大小。也正如作者所要告诉人们的：“这不能不要求我们对战略目标体系作出更符合实际，更科学、准确，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研判。”
作者的书名为《缔造大同——钱学森“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理想研究》。我在想，作者之所以选用“理想”而不是“思想”，也许是因为钱老让后人时时感到他思想中的青春激荡。例如，钱学森1992年8月28日与于景元通信中，钱老曾经乐观地提出：“有了真正的充分发展的综合集成法，有了真正的总体设计部，年递增率可达15%、20%。”。钱老提出的“年递增率可达15%、20%”在1979年至2012年中国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9.9%的事实面前，实在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不仅如此，在主流观点大力宣传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反而留下了一些巨大的经济后遗症如何解决的难题。这些问题包括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问题，全国性的环境污染问题，东北区域整体发展如何突破的问题，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工农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等等。
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绝对不能揠苗助长。我在几年前就已经意识到，当人们还在为中国的GDP力保7.5%的增长速度争论不休的时候，就应该明确告之，中国未来2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应该保持在5—8%的区间范围内。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将更倾向于这个区间的下限。如若不然，中国社会还会为片面的追求高速发展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从现在起，一切有关经济发展的政策都需要开始进行艰巨但是必须的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失误最大的国策是人口政策，曾经的4万万同胞现在增长为14亿人口，基于自然资源且与中国未来发展相适应的人口总数的平衡发展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受人口制约，中国多项经济指标在人均值的压力下早已失去了冒进的动力。与庞大人口密切相关的生产排放物、生活排放物的处理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阻力，其中固化物体的排放处理难度更大，土壤污染的处理将成为重中之重。
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要想在世界经济范围的竞争中超越其它发达国家，其体现生产力水平的高科技的突破至关重要。作者在《钱学森“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理想研究（一）——执政党建设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根本性问题新视野》中，向读者列举了钱老所说的产业革命的具体内容即“以微电子、信息网络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为核心的信息革命”、“以重组DNA技术，动植物细胞大规模培养技术、细胞和原生质体融合技术，固定化酶（或细胞）技术等现代生物技术”以及“人体科学（包括医学、生命科学）”。近几年异军突起的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更是将以上三大类技术革命拓展到太空领域。
支持一个大国强劲崛起的基础是科技发展力。邓小平根据马克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基本原理做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使得“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内容。八十年代兴起的“中国加工”的标签为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制造”的符号所代替，现在，“中国创造”的名片已经越来越多地闪亮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
当人们重新审视中国国家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时，着眼点更应该放在具有前瞻性、颠覆性的科学创新技术的突破上：也许在若干年内，中国掌握了新一代计算机操作系统，眼睛双眨专利取代了微软的鼠标双击技术，眼睛瞳孔输入和语音识别取代了键盘输入，人脑电波的脉冲自由往来于人脑与电脑之间；海水种植水稻技术的成功为高产水稻基因链接到海带基因的技术开发另劈蹊径，旋转光镜的应用使得树阴丛中分层养殖更多需要阳光的植物成为现实；具有图象色彩自动纠正功能的摄像系统将患者的舌苔状况传送到计算机医疗平台，三维空间自动调节的脉搏探测器将病人的生命体症直接送达到千里之外问诊专家手中的感应器，针对不同患者的基因和病情开出的具有个性化的化学分子式的中药方剂向人们敞开了中国医学医药神秘的未知大门；多层透明导电薄膜阳光采集箱使太阳能的获取和利用更加经济，叶片的曲面状态可以带给人类更多有关植物光合作用转换的信息；参与计算机运算的比特个数少于256个，捍卫国家主权的导弹可以在太空划出不可思议的运行轨迹，隐藏在密林深处的无人机群可以随时群发，在空中直接格杀来自任何方向的敌方突击伞兵。。。。。。。只有掌握了高新技术开发的高地，才能获得中国走向世界大同的主动权和保障权。
司马迁在《史记》中用91个字对秦始皇为自己建造的地下陵园进行了描述：“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秦始皇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告诉后人，液态金属可以用来清洗锅碗盘勺。可惜的是，秦始皇还没有来得及解决如何处理水银毒性这一重大历史科研项目就撒手人寰，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千古难题。当地球气温越来越高的时候，当水资源越来越宝贵的时候，常温下的液态金属也许真的可以替代水的清洗功能。当精确调控常温下的液态金属的电压的仪器和精确调控常温下的液态金属的磁场的仪器开发出来的时候，常温下的液态金属会按照人类的意愿发生变化，液态金属完全可以被用来清洗锅碗盘勺。在人类的科技发展过程中，一切皆有可能。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出两个极端现象：中国正在以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在世界舞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却长期处于等待新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来临的阶段。在走向世界大同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要做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促进剂。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绝不可能越俎代庖。在世界大同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中国只能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向前迈进。
在通读完《缔造大同——钱学森“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理想研究》一书之后，我认为该书上卷文章的排列顺序应该如下：（一）“历史六段论”及其分析评述、（二）执政党建设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根本性问题新视野、（三）以国家大战略实现世界大同共产主义评述、（四）深化和运用钱学森共产主义思想的思考、（五）“世界社会”的时代背景与若干思潮简述。对上卷收集的文章做以上调整，可以使上卷各篇文章所述的内容更具内在的逻辑性。由于作者在该书的下卷收集了一篇题目为《国际形式中长期演变方向问题研究（下）——有关专家对21世纪前景的分析与展望》，其文章所述内容更丰富，内涵更深刻，超出了“世界社会”的时代背景与比较研究”所述的内容。因此，建议作者在上卷中将“世界社会”的时代背景与比较研究”的题目修改为“‘世界社会’的时代背景与若干思潮简述”。当然，我也乐见其成看到作者将此书下卷收集的《国际形式中长期演变方向问题研究（下）——有关专家对21世纪前景的分析与展望》文章标题中的“专家”改为“学者”。如此一改，该篇文章就更加豁然开朗起来。
读政策性专著是一份苦差事。然而，当我静下心来细读完李曦恒的《缔造大同》，此时的心情用十个字来表达，就是：“开卷有益，受益匪浅。”当然，包括其中的那个逗号和那个句号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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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2-11 15:4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