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持生
我母亲回忆讲，1948年她和我父亲随军南下前夕，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专门在西柏坡召见了我父亲并谈话，她均应邀同去。谈话中他们均提到全国解放中央决定要在上海、武汉两地成立特别市，说我父亲二十年代就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兼公安局长，对武汉的情况最了解最有发言权，要我父亲南下到郑州等待武汉解放，任武汉特别市的市长,全面负责武汉市工作。全国解放后她先后任中原局、郑州市、中南局、武汉市妇委书记和妇联主任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全总女工部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等职，长期在小超等大姐领导关怀下做妇女群众团体工作，在小超等大姐的帮助和指导下，使她进步很快，工作能力、政策思想水平不断提高，受益非浅。
解放后武汉即为中央直辖市，1949年5月24日依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电令，发布武汉市人民政府政字第一号布告宣布，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任命吴德峰为市长、周季方为副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4月1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签署再度任命我父亲为武汉直辖市市长。武汉刚解放时，
1949年武汉政府布告 1950年吴德峰武汉直辖市市长任命书
城市千疮百孔，百业待兴，正当武汉市的工作很有起色、蒸蒸日上、走上正轨时，1951年在武汉市二医院发生一起仅一万贰仟元旧币折现人民币一千贰百元的“盗款未遂案”，引起轰动当时全国、世界的“大案”“要案”。1952年，改组了这个隶属中央直接辖属的武汉市市委、市政府，副市长周季方、卫生局长宋瑛、二医院监委王清、公安局办案侦察科长彭其光以及中南联合检查组持不同意见的成员刘子胜等同志作为主谋、同案犯，分别予以逮捕、法办、判刑、开除党籍。并首当其充、牵强附会地给予我父亲、谢邦治和朱涤新等叔叔“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降级”等错误处分。一九五四年中南局先后转发了中央“取消”了对我父亲、谢邦治和朱涤新等叔叔的错误处分，恢复了级别待遇，此后我父亲一直荣誉的被分别推举、当选为，中共中央八大及各届人大、政协等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1月1日，中共铁道部党组织做出《关于撤消宋瑛同志处分的决定》，明确地将宋瑛卷入所谓“纪凯夫事件”，“是对宋瑛同志的诬陷”，同一时期湖北省委受中纪委委托，由湖北省纪委组织复查组对该案进行了全面复查。1979年10月复查报告中明确指出，从“大量事实表明：市二医院盗款案是一个刑事案件，武汉市委将此案交给公安部门侦破是正常的。作法是符合组织原则的。拘留审查纪凯夫也是有理由的。不存在‘助长’、‘纵容’周季方、宋瑛同志报复纪凯夫。原结论在性质上认定错了”。“周季方同志在处理市二医院盗案中，不存在支持宋瑛同志藉端报复和王清嫁祸于人的问题”。1979年10月经湖北省常委讨论一致通过，并以鄂纪审字(1979)044号文件发出《关于撤销周季方的处分决定》，纠正了1952年以行政干预司法的严重错误。我父亲在受处分期间，时时以周总理为榜样顾全大局。接到中央“取消”对他的错误处分决定时，张执一同志找其谈活时讲明中央精神，只在小范内冷处理不再公开扩大发表，我父亲出于大局欣然理解接受，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由于过去的工作经历，只请求组织考虑能调回中央工作……。1954年周总理 园了我父亲要求
1954年中央取消 1979年湖北省撤 政法办副主任任命书
吴德峰处分通知 销周季方处分决
调回到他身边工作的意愿，任命我父亲为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后改称政法办公室）副主任，并先后力推荐我父亲当选中共八大代表、全政协和全国人大委员、常委等职务。
据我母亲回忆讲，在整个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党的情报保卫和杌要交通等隐蔽战线工作，深入敌后，始终处于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条件十分艰苦,险象环生,每个工作人员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因此参加这类工作的人员都是从党内挑选的无私无畏、机智勇敢、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愿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英勇战士。在情报保卫和杌要交通等战线上革命英烈壮举事例举不胜举，彼彼皆有。当时秘密情报、交通工作遍及全国各地,相互往来都是单线联系,很多可歌可泣无名英雄的事迹鲜为人知。解放后,很多老同志调离此岗位，奔赴其他的战线，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新岗位工作，无暇也无人顾及、组织回忆整理编写这段历史。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被指控为“内奸”、“反革命”罪逮捕。潘汉年被捕后，不少同他共事过秘密情报工作的战友实感震惊和一种莫明的压力。周总理对此事非常关注，潘汉年曾长期在他领导下从事情报秘密工作，从潘汉年过去为党工作的经历和做出的显著成绩，周总理对潘汉年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坚信不移。当从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处得知，潘汉年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与中央往来电报和记录文件档案均在时(据我父亲讲，胡宗南进攻延安我军是有序主动撤退的，一般文件资料物品该坚壁清野的坚壁、该销毁的销毁，但事关重大机密文件都安全转移带出保存于某部)，周总理命罗青长同志告诉李克农，由罗青长任组长、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孔原同志的夫人，亦曾继任过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等职，文革中遭“四人帮”之流迫害致死)、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为成员组成三人小组，查阅了这些档案材料。核查后由李克农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有理有据地提出了五条反证意见，报请中央慎重考虑研究潘汉年的问题，由于原因复杂重重未能奏效。
潘汉年同志及夫人董慧同志
我父亲1961年调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等职，最高法院院长、党组书记是谢老(谢觉哉)，时公、捡、法的工作中央归口刘少奇主席领导，政法口的实际领导工作则由政法领导小组统管，主要领导负责人是彭真、罗瑞卿等同志。1962年潘汉年同志所谓“反革”一案交最高法院审理。对于指控潘汉年所谓“内奸”、“反革命”罪名，据我母亲讲，我父亲因长期工作关系，对潘汉年非常了解，他们一直都在周恩来等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因此与周总理的观点认识径同一样。我父亲曾深有体会并直言不讳地说过，要考察一个做情报工作的干部是否对革命工作忠诚可靠，要从他具体工作的效果、长期实际行动表现，有无被敌捕捉、突击(即被敌人突然捉放，成为内奸)、变节、自首行为等等多方面因素去考核证明。为了打入敌内部完成党的特殊使命，采用某些特殊途径、手段也是允许的，但事先、事后必须向组织请示、汇报，如遇突发事件必须当即独断专行应变，事后也必须及时向组织汇报，错误即便再严重也只是一个失误、责任问题。潘汉年的问题就出在会见汪精卫，事后未汇报，长期瞒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等，犯了情报工作人员的大忌，不知情况谁敢替他承担责任，即便是绝对信任他，想替他承担责任，也无从承担起。原本党中央、毛主席对潘汉年一直是非常信任、器重的，“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事，当时国民党重庆政府大肆宣染，借题进行反共宣传，毛主席还亲自签署文电辟谣，在七大会议时，毛主席还就饶漱石等指控潘汉年在敌占区工作“违反组织纪律”这一问题，曾专门找潘汉年谈话表示，“对其信任”，“不相信外面传言”，并由毛主席签发，以中央名义向华东局发给饶漱石一封电报，电报中强调说，“潘汉年没有会见汪精卫，是敌方恶意造谣”，“不要轻信谣言，中敌人阴谋脆计”。可想而之，十多年后毛主席得知，确有此事，是潘汉年对其进行了欺瞒，非常恼火、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任”是理所当然的事，一旦被领导不信任，不担责任，就很容易受到冤枉。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某些人借题发挥、推波助澜把此问题与所谓“高饶反党集团”、“潘饶间关系”(实际历史上，饶漱石与潘汉年隔阂很深)，及“上海解放初公安局内部潜伏敌特”和“蒋介石派飞机准确滥炸上海重要设施目标”等等问题牵强附会地汇总挂在一起，演变成了所谓潘汉年犯有“内奸”、“反革命”等敌我问题罪行(对借“钟魁打鬼”我父亲有其深刻体会，他本人就亲身经历过的所谓无中生有的武汉“纪凯夫事件”，改组一个中央直辖市市委、市政府处分了一大批干部和同期发生在广东省等地所谓的“地方主义”等严重问题、事件同样也波及整了叶帅(叶剑英)、方方、古大椿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地方干部，都是假借、打着根据所谓有“毛主席的‘电话’、‘电报’、‘批示’……”为由，错误的处置了一大批干部，后经复查均为“与事实不符”、“莫虚有罪责”结论予以平反，如所谓“纪凯夫事件”已查明根本没有什么毛主席电报等指示，纯属某人揑造)。“潘汉年案”移送最高法院审判时，已论定潘汉年为“内奸”、“反革命”罪，我父亲对此结论始终不已为然持有异议和疑点。事关重大，为了依法公证审判裁决，我父亲当时作为执法者遵循公、捡、法三足鼎立，法院独立审判原则及办案程序，接案后即点名推荐最高法院当时办案富有经验、公正、力强、敢于在事实面前直言不讳等各有其长的曾汉周、丁芬、彭树华等老、中、青三同志结合组成了合议庭审理此案。立案后，首先派他们去秦城监狱调阅“潘汉年案所有卷宗材料，核查审理案情。他们经一个多月的努力工作，审阅、反复研究了他们所能看到的全部案卷材料(其中某些证据附卷材料，当时违反了必须全部移交法院审判原则，并未出示他们查阅看到)，对公安部预审认定的潘汉年“1936年投降国民党”、“抗战期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提供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三条主要罪状认定的犯罪事实提出了七、八条质疑。认为，潘汉年与李士群发生关系的是奉“华中局”之命、是行工作之实，是中央知道的，潘汉年抗战期间，被李土群拉去与汪精卫会面，虽事发突然来不及向组织请示，但事后仍长期隐瞒未向中央汇报，无疑是严重的违纪错误问题，但并无其他事实证据可论定其犯有与“汪伪勾结”、“卖国求荣”之罪；对其它两项罪名多项事实经过一项一项分折、论证、排除，也基本认为是完成党的特殊任务，采取的一些特殊手段，仍无事实依据认定其确实犯有“投敌”、“叛党”、充当“内奸”等“反革命”罪，反过来潘汉年长期在敌占区从事我党的秘密情报和策反敌特、敌军等项工作成绩显著，不容置疑，使人难以理解这样的“内奸”、“反革命”能为敌人所容忍嘛？！（详见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彭树华著的《潘汉年案审判前后》一书）在这方面我父亲与他们看法雷同、并有共识，当即决定安排党组听他们汇报，依法独立审判，向上反馈、陈述最高法院观点、意见，促使潘汉年问题得以公正审判。原因复杂重重，谢老决定党组不开会听取汇报，仍由我父亲一人听汇报，我父亲仍以事关重大，反复多次汇报强调力争召开党组会集体讨论研究该案核查情况，向中央上报最高法院审核结论意见，始终未果，最后只得力争安排他们再向谢老直接汇报了一次，终因无党组会议决议，正确结论意见始终未能正式上报反馈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和毛主席，达到揭示真相，更正审判“潘汉年”案的结论目的。对于潘汉年的量刑“杀”与“不杀”的问题，也是个争论焦点，据讲毛主席三番五次大会、小会强调不杀为宜(这是符合毛主席自延安整风运动和解放后历次运功中为防止极左路线扩大化问题，所提出的正确政策与法制工作指导思想)，保住了潘汉年等的项上人头。潘汉年判决书送达后随即裁定假释，于1963年元月，被释放出狱，予以特殊照顾待遇保护起来。为此周恩来总理也是付出不少努力和心血的，当然在当时两种不同意见的对峙下，没有毛主席的权衡、点头、讲话，也是行不通的。在文革中我曾听父母亲说起过，在长征到达陕北直罗镇指挥战斗时，毛、周等中央领导，得知西北肃反仍在继续扩大化，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人都被当作有问题人抓捕真情实况后，立即关注发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电报，使一批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创始人和革命同志得以解救、解放；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主席接到很多老同志反映情况后，立即批示柯庆施同志不是“特务”让邓发去宣布解救了柯庆施等人和及时刹车停止“抢救运动”，把大轰大嗡人人过关的审干工作重点从“抢救运动”转为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培养、教育的正确道路上；在文革中我父母亲深刻的体会到要不是周总理亲自在天安门上向毛主席汇报主席了解真情实况当场表态解放我父亲，他也早死于非命！我听母亲说我父亲曾叹息说过，坚信如果最高法院复察核实的真情实况调查结论报告能上报中央、毛主席等，潘汉年当年的审判结论也会截然不同，……。
文革前，我父亲曾因过去为党工作过的一些秘密情报、交通人员，解放后离开了这些系统，分配到其他部门工作，遇到的一些历史纠葛证明问题，向周总理汇报请示过。周总理很重视这件事，曾明确表示找个适当机会，把这些老同志或遗属召集在一起，开一个座谈会、照个相、做个结论，留做日后历史的见证。文革中，德峰从外调人员口中得知有不少原来做情报保卫、机要交通工作的同志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遭关押、迫害心里很着急，由于“四人帮”等出于阴谋篡权，视对革命有贡献的老革命、老同志都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将他们都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处处无事生非、刁难、围攻周总理。总理天天为党、为国、为民排忧解难忙不完的国家大事，还要四处消灾救火，奔波解救、解放老同志，甚致带着办公文件去陪陈毅副总理等老同志挨斗……，再无了却这一心愿的机会，成为历史的遗憾。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谢富治等人欺上瞒下，对上说我父亲的态度不好、拒不检查错误，群众不谅解他，对下则说，我父亲问题很严重，是“走资派”、“三反分子”、“大特务头子”(说我父亲过去领导下的很多同志是“造反派”揪出来的“特务”)、“大叛徒头子”(说我父亲从未被敌人捕到过，说明隐藏得很深，问题则更大、更为严重)、“地主、军阀、大房产主的孝子贤孙”(指我父亲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对我父亲施实群众专政、变相关押，与中央和周总理联系专用的红机子电话等渠道都被切断。我父亲病重时，我母亲亦因类风湿关节炎病重瘫在床上起不来，只好每天服用吃大量激素，撑着起床指挥我们兄妹分头写信、去找周总理、王震副总理、罗青长表叔(“红灯记”式的表叔)等老同志，直接派孩子们去中南海东北门送信……。周总理得知我父亲病危仍在被残酷批斗、折磨的消息后，立即亲自打电话通知北京医院全力抢救，没有他的批准，不淮出院，将我父亲在北京医院保护起来（时与梁思成同住一病房）。由于江青、谢富治等心怀鬼胎，非治我父亲于死地不可，置周总理“保护、解放德峰”的多次讲话、批示根本不予睬理，而且越保越斗的厉害，周总理只得授意罗青长同志按他意思写了一个报告，明确指出，吴德峰同志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他和王明、张国焘等左、右倾机会主
文革中罗青长受总理授意向康生、总理反映吴德峰情况的报告及批复影印件.
义路线做过坚决的斗争，在打败胡宗南的战斗中，立过很大功劳。要罗青长同志送给康生批示，康生批示转总理周签批给谢富治“保”我父亲，但谢仍耍两面派，对下仍强调吴德峰河题严重，对上则仍复吴态度不好群众不肯谅解，仍未奏效。一九六九年的“五一”节，周总理只得在天安门上当着最高法院军代表和群众代表的面，亲自面向毛主席汇报说：据讲吴德老身体很不好，到现在还未解放。主席听了很生气，明确表态说：德峰同志，有什么问题？！德峰是个好同志，一定要立即解放……。这是在周总理回到中南海后，派王震同志（王震、廖承志等当时受总理保护住在中南海里）当天晚上从中南海乘坐总理的专车，到护国寺大街八号对我父母转告的，王震叔叔讲此话时我和我丈夫及三哥嫂在场。在周总理用心良苦的保护下，第二天最高法院军代表才不得不宣布解放我父亲，过了不久便通知我父亲应邀上天安门参加群众集会观礼，并在天安门上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握着我父亲的手说：“德峰同志，你也老了。你是我的老战友了，你要交好革命的班，把你过去的工作经验传下去......”。在我父亲被解放后，周总理曾再度提名推荐我父亲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前两度曾提名推荐被否)，我父亲此时自觉年高、体衰、多病已无力承接此重任，未敢承诺。
196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与吴德峰同志握手交谈
1969年林彪发布一号通令，又有人借战备疏散为名，通知我年逾古稀的父母疏散，回湖北保康老家。王震叔叔听到后，邀我父母、袁任远夫妇等老战友一同去江西老根据地，行李打好准备托运时，周总理得知，立即通知有关部门说，吴德老，知道的党内的秘密情况太多（我父亲素有党内活字典之称）不准离开中央，当时我父亲已73岁高龄，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我母亲因文革支撑我父亲服用过量激素，内分泌紊乱身体基本垮掉还不如我父亲，周总理的再次及时关注使我父母又逃过一劫，当时有很多老同志疏散出去了就没有再回来。在周总理最后一次举行国庆节国宴招待会时，我父亲也接到了请帖，赴宴前突然有人把我父亲原专用“刀吉”小汽车调走，换来一台旧华沙车，车到门口就熄火再也不能起动。当时我们住在和平门西松树胡同距离人大会堂不远，万般无奈之下，我、我丈夫、三哥和秘书、公务员就让父亲坐在车内，司机把着方向盘将车从家门口推至人大会堂……。周总理事后非常生气地说，就是有那么些人，总在背后整治吴德老，要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从他的备用车中选了一辆“吉姆”小汽车为父亲的专用车，并通知单位今后任何人不准调用此车。我父母生前常说在文革及多次逆境中，要是没有周总理对他们的关照保护，他们二老早就死于非命见马克思去了。记得我父母生前还有一件事，就是吴德叔叔从吉林调北京市任革委会主任(还是领导小组组长记不清了)后，经常隔三差五的坐专车带着警卫员、秘书、司机登我家门拜访，坐三、五分钟，寒宣几句就走，我母亲不解地问我父亲说，吴德来的真奇怪，每次来看我们，三言两语，凳子还没捂热抬屁股就走，他是来干什么的？！我父亲很理解的一笑说，吴德聪敏过人，他现在又身处夹墙缝里干事，处处为难，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你没听到他刚进门握手时讲，“总理很忙，常问起关心你们”的那句话吗？！他那是在告诉我们他的身份，他是代表总理来探望关照我们的。果真如此，吴德叔叔来了几次后，街坊、邻里造反派再无人随意找我们家的麻烦了，在我们墙上、门上贴的“庙小神灵大、水浅王八多”等污辱性话语、标语也自然消失了。周总理在文革中就是这样用心良苦，千方百计的与“四人帮”及其爪牙斗争，保护了不少革命好同志、挽救了不少老战友和同志们的生命。
1974年11月2日，我母亲戚元德同志去世了，孔原叔叔等同志怕我父亲吴德峰同志一下接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一大早赶到西松树胡同陪伴我父亲来了。当时周总理已在重病中，还派邓妈妈代表他来看望我父亲，当时邓妈妈正在患眼疾双目通红由赵炜阿姨陪着来的。康克清妈妈也代表朱德委员长来了。她们分别传达了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关怀，安慰我爸爸不要过分悲痛，要为革命事业好好地保重自己，教育好子女......。按事先约定由邓妈妈通知我父亲说，“吴德老！元德同志已去世了，我知道你们是恩爱夫妻、相伴几十年感情很深，但这是自然规律，我们都会有这一天的。你要节哀止痛，教育孩子们学习他们妈妈一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德”。当我父亲转达我母亲生前遗愿时说，元德生前曾讲过她患类风湿、青光眼等重疾，死后愿将遗体捐献医院作病理解剖，为中国医学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奉献。邓妈妈马上点头表示赞同，并向在场的北京医院护士、大夫们说，你们要感谢戚大姐对你们工作的关怀与支持，这就是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伟大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举国上下同哀。我在燃化部太康干校接到我丈夫国良的来信说，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后，我父亲悲痛万分，他过去领导下的战友纷纷来信要我父亲代表他们向邓妈妈致意问候并转达他们对周总理逝世的深切哀悼。其中曾任中央交通局闽西交通大站主任等职的李沛群叔叔给我父亲的信中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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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追悼大会场景
于豪公逝世的事，十一日我亲往找浪波、瑞添两同志相商，当日即发了一封航空挂号信到治丧委员会转小超大姐唁悼、慰问，该信想她一定收到的，因信封上我是写明“北京周总理治丧委员会邓颖超亲收”的，谅不致失。十二日早上听广播说，豪公的遗体已火化，心情更加沉痛不安，适家人拿了豪公的画像来（连日书店里的画像早已销售一空，这是一位老战友有意多买来后送我的，因他知道我在豪公亲自教育下工作过的），挂在家里留念。我当（即）写下一对挽词，连画像一起悬挂，以表哀思，内容是，‘豪公总座千古，巨星陨坠普天悼，四海涕零恸地哀！晚李沛群敬挽一九七六年元月十二日。’小超大姐哀思更当深切，有见她时请代致意慰问为祷！”追悼会那天我父亲很早就赶到会场，看到民众发自内心的悲痛，看到万民自发十里长街相送的动人场面，爸爸心情豁然
人民群众泪酒十里长街自发的长夜守候迎送敬爱的周总理灵车的动人场景
开朗、反而四处观望，脸上绽出笑容欣慰地说，总理一生光明正大、胸怀宽广、无私无畏，他一心一意为国为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是为党、为革命的事业活活累死在总理岗位上的。人民的总理人民爱，民众心里的一杆称是最公平、最公正的、是谁也抵毁不了的。周总理的精神就是要万古长存、永垂不朽！
1976年12月11日我父亲在北京医院去逝，邓妈妈亲自参加了追悼会，握着我们兄妹们的手说，吴德老去逝了我心里很难过，你们要学习你们父亲对党、对革命事业忠贞不二的高贵品德，继承他的革命遗志！
吴德峰追悼会邓妈妈握着吴持生的手嘱她继承父亲遗志
岁月的流逝敬爱的周总理、邓妈妈和我的父母亲都双双离我们而去已有三十六、七年了。我看着1939年在八路军办事处邓妈妈抱着我和骊骊(伍绍祖)的照片，往事历历在目，从我父母对我们成长中的言教、身教中，我
1992年7月11日邓妈妈去逝罗青 1939年夏邓妈妈抱吴持生（右）伍绍
长、彭诲贵、杜彦参加悼念时合影 祖(左)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吴德峰 摄影
们从小就非常崇拜敬爱的周总理、邓妈妈等老一代革命先辈；崇拜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事业无私奉献的革命先烈们，他们的崇高品德、思想、境界，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中是我们学习的永恒楷模、榜样和不朽的丰碑 。(2013年2月)
附：周总理逝世时李沛群同志给吴德峰同志的信
德峰同志老首长：
六月三日的来信早已收到了，请免念念！由于豪公总座逝世，我们大家和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都一样的心情沉重，极度悲痛，所以来信虽收到多日未及即复有劳盼念，诸希勿怪！关于豪公逝世事，十一日我经往找浪波、瑞添两同志相商，当日即发了一封航空挂号信到治丧委员会转小超大姐唁悼慰问，该信想她一定收到的，因信封上我是写明“北京周总理治丧委员会邓颖超亲收”的，谅不致失。十二日早上听广播说豪公遗体已火化，心情更加沉痛不安，适家人拿了豪公的画像来（连日书店里的画像早已销售一空，这是一位老战友有意多买来后送我的，因他知道我在豪公亲自教育下工作过的）。挂在家里留念。我当（即）写下一对挽词，连画像一起悬挂，以表哀思，内容是“豪公总座千古 巨星陨坠普天悼 四海涕零恸地哀 晚李沛群敬挽一九七六年元月十二日”。小超大姐哀思更当深切，有见她时请代致意慰问为祷！
来信说及陈郁同志“广暴”时不是司法人民委员一事，据我记忆外交人民委员是黄平（一说内务人民委员也是黄平，但我记忆似是吴毅——1928年夏秋间负责广州市委书记，后被捕牺牲的）。1925年的“五卅”惨案发生后，全总派去香港发动大罢工的五个代表，黄平也是其中之一（邓中夏、黄平、杨殷、罗珠——广东石井兵工厂党支部书记、梁复然——“五四”运动前后和阮啸仙烈士一起组织“新学生社”进行革命活动的）。由于早已变节叛党，所以我在会议中两处（省港大罢工和广州公社起义）都没有把其名字写上去的。关于陈郁同志任司法人民委员问题，经向此间一些老海员同志们了解，他们均说是司法部长的。最后还有一位同志从原“原广东历史博物馆”及“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简介”的资料中亦均记载着司法人民委员陈郁的。当然这个资料也都是根据各人的回忆而记录下来的。无可能是当时的正式文件——“原始资料”保存下来的，仅供参考而已。
关于去年二月间我在从化温泉疗养院写的有关浪波、伟良、明心三同志的情况，那封信是寄九o八信箱的。首长未有收到，当已遗失，现再抄一份送上核阅！你复浪波的信他已收到了，请免挂怀！
有关青溪交通站的那一家人被国民党杀害的事，据涂瑞添（当时叫涂振华）同志说：晋伯及家人确曾被捕（即青溪边挂着“晋记”号那间店子的老板，我们交通队武装人员住在楼上，有后门通向山上走不经店铺底下出入的，涂当时是该店店员）后来保出来，不久夫妇俩都病死了，其余的好几家亦有被捕、被杀及病死的，其中最壮烈牺牲的是大埔城里开小食店的老板孙世楷（党员），他被捕后关了三年多才被杀害，临上刑场时还大声疾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死得壮烈，死得英勇！肖桂昌同志在世时说的立了一碑事是否指孙世楷，老涂不很清楚，因世楷虽是大埔人但不是青溪乡的，所以不甚了解。容及查明再行奉告！匆此顺颂
新春禧康！
晚李沛群敬上
1976．元月十九日
又：关于大埔县城里那间小食店，我还记得1932年三月间我和大块头（陈彭年）、黄华由永定带金子去汕头，适值小超大姐、项德芬（项英的妹妹）及其丈夫余未生（原在上海中央秘书处工作的）三人预入苏区，当时住在旅店里，由朱老板带我们去和她们见面，并由我和黄华陪伴她们经由潮安坐电船到大埔，由于韩江水涨，我们的小木船不能向青溪上行，只得在大埔城河面停留。当时就是在孙世楷同志的那间小食店用膳的。这事小超大姐可能还记得的。并告！
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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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5 10:46: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