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九届)、副主席(十届)、国务院总理,并兼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刘少奇专案组组长等职务。1966年,周恩来亲自劝说并秘密迎接林彪至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首先称呼林彪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1967年,周恩来担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而杨成武则认为周恩来实际上担任中央专案组的实际负责人和领导者并主持了针对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工作。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周恩来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列第三。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在毛泽东,林彪不赞成的情况下,带头积极支持江青、叶群进入中央政治局。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汪东兴以及林彪集团成员与张春桥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引发了毛泽东的反击。周恩来与康生跟随毛泽东批判陈伯达和吴法宪,进一步受到毛泽东的信任。 1971年春天,毛泽东全面发动了针对陈伯达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政治斗争,并将斗争引向林彪。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指示,先后主持了华北会议,军委座谈会,对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进行批判。在毛林裂痕越来越大的时候,周恩来奔走中间缓和关系,提议林彪主动找毛泽东道歉,但未能奏效。8月,毛泽东秘密南巡批判林彪,北京仅周恩来为知情者,以保密电话随时联系毛泽东。9月12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当日夜,林彪出逃,周恩来全程主持了对林彪事件的处理。并在9月24日主持逮捕黄,吴,李,邱。 1972年周恩来在医疗检查中发现膀胱癌。1973年中共十大,周恩来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提议江青进入常委,遭毛泽东反对。同年,毛泽东以外交工作出现修正主义倾向的名义,发动了对周恩来的批判,组成“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1974年,毛泽东与江青等人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批判党内的“大儒”,后来直接点名“批周公”。但毛泽东最终否定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说法,未能打倒周恩来。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周恩来,叶剑英成功组阁,他再度担任国务院总理,但是身体已经极其虚弱。国务院工作移交邓小平处理。 1975年冬天,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并将《水浒传》人物宋江作为反面教材,影射党内投降派。周恩来在重病之下多次高呼自己不是投降派,并给毛泽东写信请求邓小平接任总理,未获回应。 对于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官方和民间存在诸多争议。官方叙述中,周恩来力挽狂澜,保护了大批老干部。文革末期,周恩来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对于复出后的邓小平给予大力的支持,并使国民经济持续保持增长趋势[103]。也有很多其他文献记载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大树江青,协助毛泽东处理刘少奇和林彪,并主持政治局会议对陈再道拳打脚踢,是文革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在1966年5月下旬发表一次对党内干部的讲话,要求保持晚节,“晚节不保,一笔勾销”。为此,周恩来专门以瞿秋白的狱中自白书为例,指责瞿秋白晚节不保,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 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要毁掉”。 几天之后,红卫兵砸毁了瞿秋白的坟墓,全国掀起了砸毁坟墓的浪潮。 文化大革命时,不少古迹文物在“破四旧”的名义下遭受浩劫,周恩来不断设法予以保护,从而挽救了大批珍贵文物,为中华文化存续做出重大贡献,其中著名的实例有派军队进驻保护杭州灵隐寺、北京故宫、莫高窟以及拉萨的布达拉宫等。 1968年,北京大学有学生向中央反映“伍豪事件”(即1932年2月,国民党用“伍豪”的名义发表周恩来宣布退党的声明),毛泽东一开始沉默不语,后亲自批示这是污蔑。1973年11月,毛泽东指使王洪文,江青组织会议批斗周恩来,并上纲上线为“第11次路线斗争”。毛泽东对此批评道有野心的是江青,而非周恩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周恩来夫妇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邓颖超还叮嘱身旁的工作人员:“江青来,总理都不让我们出来,生怕她一下看谁不顺眼,惨了。” 尽管国内政治情势混乱,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仍然卓有成效。196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坦桑尼亚、赞比亚达成一致,由中国方面派遣人员技术及材料,援建坦赞铁路。1971年7月9日、10月美国总统特使亨利·基辛格秘访北京,并与周恩来进行长期会谈并达成协议,中美关系改善。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否决国民党代表的中华民国提案。1972年2月,周恩来同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从而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1972年9月,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会谈,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1年,九一三事件中林彪遇难身亡,接到电报时周恩来面露笑容说“好了,好了”,周恩来说,林彪叛逃是极左路线必然的极右结果,但毛泽东坚持说林彪是极右,周恩来私下说:“明明是极左,怎么是极右!”《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说,周恩来当即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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