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革命
在旅欧
的岁月中，年轻的周恩来就表现出卓越的政治领导天赋和强烈的政治倾向。1921年3月，他经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随后与张申府、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一说是吴明）共5人一起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与国内的其他7个共产主义小组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6月周恩来在巴黎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执行部部长王京岐）。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
由张申府推荐，周恩来回国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为戴季陶），两个月后继任政治部主任，主持建立主要由共产党骨干组成的“叶挺独立团”。1925年2月、10月，与蒋介石等一起组织领导了第一、二次东征，期间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被授予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并在年底转往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迎接北伐军入城。同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8月1日，周恩来与张国焘、贺龙、叶挺、朱德等人发动南昌起义，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常委会秘书长。返回上海后，组织成立中共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下设中共特别行动科，并以学生时代的笔名“伍豪”为化名从事地下工作，工作包括情报收集、锄奸、安排工作人员渗透国民党党政部门等。特科三科（俗称“红队”、“打狗队”）负责暗杀活动[63]，也被称为“伍豪之剑”。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兼三科科长顾顺章变节供出了恽代英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后，顾家九人被特科暗杀，即“爱棠村事件”。1929年，彭湃、杨殷、颜昌颐等中共领导人被白鑫供出并遭国民党杀害，周恩来、陈赓等人亦设法暗杀白鑫。
第一次国共战争
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开会，周恩来主持，史称宁都会议，矛头主要针对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局领导以临时中央的行动方针为依据，批判毛泽东“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提出把毛召回后方免除军事指挥权，前方由周恩来负责指挥作战的建议。最后经周恩来折冲，通过留毛泽东在前方辅助周恩来指挥的决议。但毛执意离开前方，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并取得大胜。毛泽东在后方遭遇冷落两年之久，后来掌权后反复提及此事。周恩来在1972年遭斗争时曾反复检讨宁都会议后“未曾向主席求教过一次，现在反省起来，对照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我真无地自容”。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苏区，同年秋，李德受共产国际派遣也从上海到达瑞金，任军事顾问。这时，正值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秦邦宪）遂完全依靠李德进行军事指挥，由于军事战略错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严重困境，中共中央与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为统筹转移事宜，中央成立了三人团作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其中，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史称“老三人团”。
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1935年1月中旬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目前中共官方历史统一的说法是，“三人团”受到所谓王明“左倾”路线影响，遭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批评，而在湘江战役中，红军折损过半，周恩来认识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影响，在遵义会议中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对毛泽东重掌军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遵义会议增选
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党和红军的决策；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为由朱德、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以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遵义会议决定进行分工，在毛泽东提议下，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随后在3月中旬，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和王稼祥为成员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亦称“新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作战。但不久周恩来即罹患重病，毛泽东遂逐渐取代周恩来负责指挥。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周恩来主动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由张国焘接任。9月，在南下与北上问题上红军正式分裂，中共中央突然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脱离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秘密连夜北上。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到达陕西省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兵谏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前往西安同国民党谈判，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侵略。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先后担任中共长江中央局书记、副书记（书记王明），南方局书记，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常驻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9月起，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
抗日战争及国共第二次内战
抗战期间，周恩来任国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主任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担当国共之间的党务交涉工作。周恩来同时主持了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宣传中共主张。
1938年，周恩来同王明在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后来在整风运动中作为与教条主义相唱和的经验主义代表遭到批判。
1939年7月，周恩来与江青等人一起前往“华北联大”作题为《中国抗战形势》的报告，途中江青所骑骡子在过小沟时惊吓了周恩来的坐骑，周摔下后正好撞在石岩上使右臂粉碎性骨折，事后蒋介石派自己的道格拉斯专机送周恩来赴苏联治疗（接到乌鲁木齐后由苏联方面接到莫斯科）。在苏联期间，周恩来除了向苏联与共产国际方面汇报工作外，也带回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一些资助。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为《新华日报》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对国民党军队的做法表示抗议。同年，中条山战役国军失败后，重庆《大公报》指责中共军队在山西招兵买马，游而不击，周恩来撰文谴责，后《大公报》将此文章一并发表。 1943年，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进行整风运动，毛泽东、刘少奇等指责周恩来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并且犯有与胡宗南交涉不当等过失，周恩来被迫认错并多次公开检查。此段时间，因周恩来曾与王明共事，而被毛泽东、刘少奇等定为“经验宗派代表”和“教条统治的帮凶”遭受严厉批判斗争，周被迫承认“我连续犯了罪过”、“中心关键在于反毛泽东”、“宁都篡军为最高峰”、“一直考虑到我是否也如王明，敌我不分，这才使我猛醒”。为此季米特洛夫在1943年12月专程向延安发信，表示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1944年1月毛泽东连续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其与周恩来关系非常好，并无矛盾。
1945年4月-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45年8月，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副主席。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重庆谈判，国共双方关系缓和，周恩来甚至一度在酒宴中喝醉。重庆谈判直接达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此后，周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1946年，作为共产党代表同国民党代表张群（后改为张治中）、美国方面马歇尔将军组成“三人委员会”，下辖“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目的是禁止国共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以及谈判停止国、共两党军事冲突的协议。
1946年11月，由于在军队国家化和新政府组成等问题中双方意见分歧无法调和，国共和谈失败，周恩来从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甚至一度攻占延安，周恩来则跟随毛泽东在陕北转战。1948年11月，中共部队展开战略反攻，周兼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和毛泽东一同领导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由于林彪在东北战事中的杰出表现，并在辽沈战役后，迅速进入山海关并攻占天津，东北野战军（即第四野战军）对北平进行包围。1949年4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进行了20天的和平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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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5 10: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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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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