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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与周伯伯和邓妈妈 作者：吴持生 吴持生大姐是吴德峰女儿。吴峰德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是我党最早的特科成员之一。党中央迁到苏区以后，吴德峰人六军团保卫局长，参加长征。周总理评价：老奸巨滑吴峰德。经大姐允许，将其有关文章陆续转载，以飨读者。 1959年1.12日邓妈妈在广州从化温 邓大姐与吴德峰戚元德于 泉亲书赠吴德峰戚元德同志存念的总 1959年1月摄于广州从化温泉 理与邓妈妈1958年摄于广州的合影照 今年3月5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15周年诞辰纪念日，2月4日是邓颖超同志109周年诞辰纪念日。我父亲生于1896年6月21日长周恩来总理两岁，但按我们湖北人的习俗，对我们尊敬的与父辈年龄相仿的长辈都尊称为伯伯，邓妈妈曾怀过两个孩子，因革命斗争环境残酷一个难产、一个流产均失去，周总理夫妇一生虽无亲生子女，却将很多革命先烈和战友的孩子视为已出予以关心爱护，所以很多革命的后代都亲切地称呼周恩来为“伯伯”、邓颖超为“妈妈”。 我父母亲分别于1921年、1924年先后参加我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就与周总理相识，长期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保卫、机要交通等秘密工作。我母亲1905年生人，比总理小七、八岁，从来视周总理和邓妈妈为师长，随战友和老同志们亲切地分别称呼周总理为恩来同志，邓颖超为小超大姐(解放后改称邓大姐)。周总理一生平易近人、对下级始终谦谨，从不以领导人自居，经常在下级或同辈人面前尊呼我父亲为“吴德老(以示与吴玉章‘吴老’区分)”，称呼我母亲为“元德同志”以示对女同志的尊重；邓妈妈也一直称呼我父亲为“德峰同志”或“吴德老”，而视我母亲情同姐妹则直呼其名叫“元德”。 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曾讲过，我们不但要有地上军，而且还要有地下军，使两支军队配合起来才能把敌人打垮。党的隐蔽战线主要包括党的情报保卫、机要交通等组织机构，而中共创始并长期指挥、领导这一战场的统帅就是被该系统属员尊称谓之“豪公总座”的周恩来同志。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中的情报保卫、机要交通工作，在中国、在世界范围评价，堪称非常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及日本向美国发起进攻等关键历史时刻，我情报系统都能提前侦获进攻的准确时间，由中央交通局(延安时代对外公开名称为中央农委)专属电台直发通达斯大林等相关统帅部。周恩来在我党隐蔽秘密战线的领导、贡献是杰出、功高无可否认的。 我的父母亲跟随周恩来总理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为党、为国、为民、为革命的事业奔波奉献了一生，虽然历经坎坷、生死无常，但始终遵循、学习周恩来总理的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信念，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执着、无私奉献的教导和精神，以周恩来总理的崇高精神、品德为榜样，不管遇到何种艰难险阻、风浪曲折，甚至在危及生命关头当中，他们都始终如一，坚信主义真，无怨无悔地将革命工作进行到底！也为我们子孙后代传递了周恩来总理无私无畏的革命人生和世界观，周总理的光辉伟大形象在我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永恒难以忘却的记忆。 我父亲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官僚、大房产主的剥削阶级的家庭。他的曾祖父吴国弼曾任满清四品“通奉谏议大夫”，伯父吴元泽、父亲吴元钧均是清未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由于辛亥革命中功绩卓著，军衔分别升至中将、少将。1911武昌起义爆发，我父亲年仅15岁受父辈革命思潮的影响亦参加了湖北学生军并任班长。 1914年我父亲考入了素有革命摇篮之称的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1924年2月在董必武、陈潭秋同志力荐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武昌地委委员、中共湖北地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代军委书记等职。 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周恩来 1926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东汕头 1925年因工作需要，党决定我父亲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当选为湖北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先后担任过商民部长、工人部长、军事部长等职。1926年经国民党左派邓寅达先生的推荐，担任了武汉市国民政府常委和武汉公安局局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夏斗寅、汪精卫也相继叛变，国民党大肆清党，屠杀共产党员，四处笼罩着白色恐怖。此间我父亲利用手中掌握的职权，为我们的党员发放护照、通行证（当时的军警外出均持护照证明身份），使得许多党员得以及时安全转移和潜伏下来，完成任务适时从国民政府武汉公安局撤出后，继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湖北省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及兼任鄂南特委书记等职，组织领导参与了鄂南暴动。1927年底至1929年初，我父亲又先后调任赣西南、赣北地区特委书记及河南军委书记等职。中央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周总理先后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委，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军事部长等职。时中央军事部的班子，是以湖北省委军委为基础建立的，此间我父亲因工作关系和工作性质受中共湖北省和中共中央双重领导，经常直接或间接向周总理请示汇报工作。 1926年担任国民政府首府武汉市公安局长的吴德峰 1929年4月我父亲在上海调至中央外交科任职，组织负责党的外交工作；1930年7月中央军委建立交通总站，指定我父亲负责；11月，由周恩来、向中发、余泽鸿和我父亲组织委员会，将军委交通总站与中央外交科归并组建中央交通局(延安时期外公开名称“中央农委”)，我父亲任首任局长，继任的负责人按先后排序还有陈刚、李大章、聂洪钧、王子清、龚饮冰等同志。 中央交通局组织关系隶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受周恩来等同志直接领导。当时主要任务是，打通建立苏区、湘鄂西、赣北与鄂豫皖等往来的交通线，统一布置组织领导全国及国际间往来秘密交通线。 中央交通局在周总理的正确指示领导下，很快在原有基础上建立、建全、完善中央通达各省，各省通达各县，各县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秘密交通网，担负着传递党的各级组织和地区之间相互往来的秘密情报、信息、文件，输送干部、物资、经费以及国内国际联系等重要、特殊任务的组织领导工作。 我母亲戚元德回忆说，“我们搬进租界以后,我的工作任务，仍是以家庭主妇身份住机关。独门大院,工作环境非常安全、清静。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在我家开会、研究重大问题决策,每次都是由我站岗放哨,送茶烧饭招待大家。偶尔也找个别人到我家谈话，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和德峰安排好后多回避不参加，避免横向交错发生问题。如郭述申同志，就是在我家总理与其谈的话，当时我们并没有见面。直到解放后，我们调北京工作偶尔闲谈中，郭述申同志才知道，那次的谈话地点是在我们家。这一点，德峰遵循组织纪律，一直严格控制、贯彻始终。因此，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德峰任职期间,秘密交通战线没有发生被敌人破坏的连锁反应大事件。基本做到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立即中断,及时处理转危为安，不会波及其他组织和交通线。” 由于工作关系，这期间我母亲接触、认识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政治、思想和工作上给予她很多关怀、帮助、支持和教育。她回忆说，有一次，恩来同志在我家召集一次重要会议，开会的人装作在我家打麻将，我带着孩子在院内外装着做家务，放哨警戒。会议开了大半天，我一直处于高度警觉精神状态。散会后，看着同志们一个个安全离开，德峰也随之一起走了，我才松了一口气给哭闹的孩子换尿片子、喂奶。由于过度疲劳，我靠在被子上不知不觉睡着了。不一会儿，恩来同志突然返回来捡查我的工作，发现满屋地上扔着的烟头、烟灰及放在桌上的麻将、茶杯茶碗都没收拾，立即叫醒我，皱着眉头严肃地批评道:“元德同志！为什么不将房屋打扫干净就陪孩子睡着了？你这是拿党的工作当儿戏！你要知道，孩子哭几声不要紧，这些东西不收拾，留下很多人在此聚会的现场，遇到情况就可能要发生问题。这是我们做秘密情报工作人员的大忌，是工作纪律问题，今后决不允许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恩来同志见我红着脸低头承认了错误，转而态度和蔼地安慰我说:唉!也难怪你了，你自己还是个大孩子，还要带着小孩，忙了大半天也确实够辛 苦的了，但决不能因此掉以轻心，你住机关责任重大，
1931年戚元德与爱生宁生合影时正怀中生 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作为住机关的家庭主妇，就得管好同志们的生活琐事，保证机关和同志们的安全，你们每天买菜煮饭、缝补浆洗、放哨警戒、联络接送同志等等，都是党需要你们做的重要工作，这些看似平凡的工作，实际关系到党的安危，事业的成败，这是一项非常重要、艰巨复杂的工作，一点都不能大意，更马虎不得……。恩来同志的一席话使我受到深刻教育，给我上了一堂终身难忘的党课。从此以后，我在工作中更加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地去完成党交给我的每一项工作任务，再未出过类似的差错。在总理的严格要求下，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我们一直保持着对党的事业绝对忠诚，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守时、守信、守纪的严谨作风。 黄火青同志曾回忆说，“1931年春,中央交通局分三批护送恩来、首道等同志去苏区,其行走路线是从上海到武汉,再经湖南株洲转至井冈山地区。第一批出发的是王首道等同志,第二批出发的是恩来等同志,第三批出发的是我和黄志竞同志，当我们的船只即将起锚时，吴德峰同志在上海得知设在武汉码头的联络点被叛徒出卖，遭到敌人破坏，他精确地计算船行时间，立即派戚元德同志坐飞机经南昌到九江接回王首道同志，派肖桂昌同志坐火车去南京接回周恩来同志，派贺步青同志上船把我们叫回去。就这样，一场眼看要发生的重大事故化险为夷了。” 周总理博学、文武兼备，聪敏才智过人，是领导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工作战斗的创始、卓越领导第一人。他从始至终重视该系统的人员培训、组织管理工作。1926年周恩来筹建中共保卫工作，就挑选顾顺章、陈赓、陆留三人去苏联学习。1927年国共分裂，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出于保卫自身安全的需要，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委。当1930年9月，周恩来亲自布置了在上海举办训练班，为各地苏区和红军部队培训无线电干部。情报工作里面有很多的学问、内涵，要有丰富的阅历、渊博的知识、充实的实践经验、深沉的思维、敏锐的触觉、果断的判断……，在这一点上没有投机取巧及想当然而言。那种用女色、牺牲肉体去窃取、交换情报是最原始下三烂不堪取用的手段，我们党从秘密机构创建开始之初就三令五申，作为一项严格的组织纪律绝对禁止，恩来同志要求尤为严格，对自行行为不俭、自甘堕落，屡教不改的人是严肃处理、断绝往来，甚致组织除名的。如30年代XXX就是因为行为不俭违纪多种原因，我父亲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与其淡断组织关系的。 周总理领导隐蔽战线对敌斗争工作经验丰富、处事严谨、慎之又慎，在组建党的秘密组织机构之初，就安排、设置、考虑的很周到，将他亲自负责领导的隐蔽战线直接对敌斗争的组织机构分为，情报保卫和机要交通两个独立操作的系统。情报保卫组织系统任务是专门负责侦查、搜寻、索取情报信息和党的保卫工作的，“中央特科”是1927年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其具体工作负责人按先后排序有顾顺章、陈云、康生、潘汉年、李克农、周兴等人。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于1931年底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成立，首任国家保卫局局长是邓发同志(延安时期情报保卫是一班人马两块牌子，对外公开名称为“中社部”和“边保”)。“中央交通局”成立后组织机构与“中央特科”并驾齐驱，同为周恩来同志统一指挥、协调配合、垂直领导下的两个独立操作系统。两个系统对外均绝对机密、组织纪律严谨，如接头的时间、地点、方式等等都有其严格的规定、制度、程序；成员相互间均为单线联系，未经允许不准私自发生任何横向联络关系，……。 将这两个组织分开，等于设了一道防火墙，起到了相互制约、安全保卫、保密的隔断、隔绝作用。一旦出现问题，就可做到防护及时切断，中止漫延祸及全军，这个关键作用在营救关向应同志和处理顾顺章叛变等事件中都得己实施，得到了体现和应证。 据我父母回忆讲,1931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干预下,补选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强塞进政治局,成为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了江苏省委书记。王明进入政治局后,打着共产国际、米夫等人的牌子,到处压人，四中全会实际上是米夫、王明联合控制会议,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全过程批判打击恩来、秋白等同志，从此王明的冒险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占统治地位长达四年之久。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的威信极度下降,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派别活动四处皆有,情绪严重对立，XXX要搞第二中央、原江苏省委书记不服要成立第二江苏省委……，党出现了分裂的危险。为维护党的统一,恩来同志在遭受王明等人打击排挤的情况下,仍以革命事业为重竭尽全力四处做工作,说服教育党员要顾全大局,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重，坚决反对分裂、削弱、瓦解党力量的小组织、非组织活动。最后有些人不听党组织劝阻，仍坚持己见继续进行小组织活动被开除党籍，一次在他们秘密集会时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关进监狱。在狱中国民党反动派威逼利诱他们说:“你们已经被共产党遗弃、开除党籍，只要与我们合作，我们会重用你们、给你们高官厚禄……”但这些同志始终未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品格，仍以大无畏革命英雄气概，怒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坚定地拒绝了与反动派合作，最后被反动派枪杀英勇就义。周恩来同志曾指示吴德峰等同志去设法营救过这些同志,但可惜有些同志未营救成功，最后英勇壮烈牺牲，事后党组织依据他们在狱中的表现，恢复了这些同志的党籍并将牺牲的同志追认为革命烈士。后来我父母常以这一沉痛事例为教训,教育我们后代子孙孩子们，他们行常讲，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应无私无畏,在党内有意见、分歧甚至争论、斗争是正常的,但不管什么情况也决不允许搞非组织、小组织派别活动。即便是你的观点正确不被组织采纳,甚至一时遭受不白之冤，受多大打击、挫折也不能背叛分裂党、削弱革命力量、涣散革命队伍，在大敌当前时每个共产党员要以大局为重，顾全、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威信，在党内恩来和弼时、富春、陈云等同志一直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典范，他们确实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任劳任怨，做了一辈子老黄牛。 1931年初，关向应同志在租界寓所被巡捕房逮捕，同时搜去一箱文件，情况紧急、危在旦夕。据我父母曾回忆讲，恩来同志当即指示，陈赓和我父亲等精心策划，组织、采用两条线的特殊手段，成功的营救出关向应同志。首先是，由陈赓利用杨登瀛，派刘鼎同志将可能暴露关向应身份相关文件调包换回，再由吴德峰依各种途径、关系派出机要交通各类人员去疏通律师、监狱等环节，将关向应保护、保释出来。所需一切费用支出均是党组织安排，交通局经手办理的。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顾顺章作为特科主要负责人，情报保卫系统全在他的掌控中，加上中共中央各个机关的看门人多是顾顺章的亲戚，因此大多数秘密机关住址他都知晓，特科这条线一旦暴露，整个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就可能被敌人一网打尽。据我父母亲回忆讲，恩来同志在接到潜伏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负责人徐恩曾身边的我特工人员钱壮飞传递来的“顾顺章己被捕叛变”的信息报告后，立即召集“组织”(康生)、“特科”(陈云)、“交通”(吴德峰)等相关部门领导，集中在军委上班，及时碰头研讨汇总当前发生的问题情况和紧急应对措施，启用并操纵、指挥了中央“机要交通”系统，迅速将中央各级机关组织人员疏散转移，同时恢复重组特科(由康生负责)。当国民党反动派派特务沿着顾顺章提供的情报信息到上海机关捕捉我们的同志时，这些机关和同志立即转移消失不见了踪影，使敌特妄图在上海，全面破坏、一网打尽我中共中央各级党组织和机关人员的美梦彻底流产。在关键时刻转危为安，双轨运作起到了保护我党中央、组织、机关、人员的关键作用，是与周恩来同志的英明决策和直接领导指挥分不开的，参与这次活动立下奇功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人则被我党情报界称为，“龙潭三杰”！ 1931年6月向中发在上海被捕叛变。据我父母等老同志回忆讲，向中发工人出身,实际上是个流氓无产者,由于共产国际干预，某些人片面地强调中央领导应由工人无产者为主构成,一味扶持将向中发推上党的总书记职务,向中发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都很差,当时的工作几乎都是恩来等同志主持处理。且向无组织无纪律，生活作风品行也极差。当时，其正与一个妓女姘居打得火热,中央和恩来同志曾多次批评、制止都不奏效,恩来同志预感到他有可能要出问题，决定让他尽快到苏区去。向提出要带姘头同去,经组织考核这个女人原来也是被逼骗的受苦良家妇女，同情革命，并无任何反动政历背景，于是同意她与向同行进苏区，行前德峰把这个女人安排到一个小旅馆与宗瑛母女(任弼时同志的夫人及女儿远志)同住，准备一起进苏区。恩来同志不放心向中发，为防万一让向中发搬到与恩来同志同住，并告诫向这段时间不准外出、不准去与那个女人相会,但是向中发阳奉阴违，乘恩来同志不在时偷偷跑去旅馆会他的姘头并留宿，向第二天早晨出来时被敌人暗探认出抓捕。当时秘密工作纪律规定很严谨,特别是顾顺章叛变后更为严格,任何人出去都要打招呼、必须按规定时间回来,否则立即通知相关人员撤退疏散、机关转移搬家。那天恩来同志回来后，即发现向中发私自外出未归，预感不妙，立即通知德峰等同志派人去找,同时按规定发出危险信号、当即决定撤离住处，并通知所有与向有关系的人也立即转移。派出去的人通过各种途径很快查出向中发已被捕并牵连陈宗瑛等同志被捕,恩来同志立即指示德峰等人通过关系设法营救，但向中发软骨头被捕后很快就招供叛变了（连他的姘头都不如）。当他带着敌人到恩来同志住处时，早已人去楼空，敌人又扑了个空，蒋介石恼羞成怒立即下令处决了这个没有脊梁骨、价值的可耻叛徒。宗瑛等同志在党组织的多方努力营救下，通过各种关系由亲属出面保释，之后德峰再度安排秘密交通送他们到苏区。 1930年,党的四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要抽调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到苏区去,将白区工作中心转到苏区，中央领导机关也由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三十年代初期,在上海和中央苏区就建立了几条秘密往来的交通线,1930年秋冬,为了完成转移任务,我父亲按周思来指示精神又组织领导中央交通局专门开辟了由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陶坑等到苏区的新路线，这期间我父亲还专门为搬家的事去过一趟苏区,顺便亲自到鄂东特委书记胡梓处取回一批巨额(十斤)黄金回上海。过去上海中央的经费主要靠共产国际通过上海的德、法银行汇入。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资本主义世界空前规模的严重经济危机,加上希特勒上台,进行法西斯统治,共产国际通过上海德、法银行给中央提供经费越来越困难。因此中央不得不经常通过中央交通局到苏区提取打土豪劣绅没收的黄金、珠宝、现金。这项工作要求很严格,必须有一整套完备的手续,带回的物品数量、金额必须与账单相符,不能缺斤少两。在鄂东特委提取黄金时,只找到一把没有秤砣的秤，当时度量衡规定重量16两为一市斤，我父亲灵机一动,用四块银圆来做秤砣,按银圆制造局规定，一块银圆重量为七钱二分,依此推算出黄金的准确重量。然后找人特制了一个子弹袋,将黄金装进缝死背在身上外罩长袍,在另外两名交通员的护送配合下,星夜兼程顺利赶回上海。德峰等到上海后,当即将黄金交给中央经费管理部门，验收后发现数量对不上,管理部门报告恩来同志。恩来同志非常相信德峰说:“德峰同志向来心细,不会错的,你们再找德峰同志核对一下,看问题出在哪里”。德峰仔细回想,黄金从鄂东到上海始终未离过身体,装黄金的子弹袋，缝得死死的根本不可能掉出来,想来想去，问题可能出在做秤砣的四块银圆上,是否造币厂为了克扣银两,银圆分量不足。结果把带回的四块银圆拿去核对,果然如此，黄金数量无误。经手的同志无不称赞德峰，知识渊博、胆大心细、做事严谨，对党的事业一丝不苟、忠贞不二，同时也佩服恩来同志对干部的信任、了解和善用。 中央接二连三地出现叛徒，秘密工作越来越困难,大批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陆续转移或准备转移到苏区去。1931年9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中央决定，富春、蔡畅等同志也先后分批转移去苏区。为了安排这些同志去苏区的路线,我父亲按中央决定、恩来同志指示，多次找交通站相关负责人专门研究行进路线,抽调了一批忠实、可靠、富有经验的交通员护送,并在必要的地方还组织了武装护送。为了给恩来等同志去苏区打前站,他于10月先行去了苏区,进一步安排落实行走路线,确定了绝对机密、安全、可靠的行程。随后恩来等同志启程去苏区,是由精干、可靠的肖桂昌(绰号小广东)、李沛群、黄华等交通员分工、分段护送、接站的。据我父母回忆讲,这次护送恩来同志还启用了由我父亲直接控制的某些绝对机密的交通点。据接周恩来同志到达苏区的李沛群同志回忆说，恩来同志到达苏区闽西汀州时间是1931年12月21日或22日。据不完全统计，中央交通局从1930年11月成立至1933年，在吴德峰、陈刚及交通局全体交通同志的努力下，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指挥下，在中央各级组织及苏区、白区各省市地区党的协同配合下，顺利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安全护送、转移、接待了大批革命同志，仅护送进苏区有名姓可查的中央高级领导干部就有数百上千人。在残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下，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从上海大转移至苏区的里程碑使命。 我父亲在上海任交通局长期间，周恩来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等职务。因此我父亲除了负责秘密交通工作外，还协助周恩来同志对往来干部进行审查、谈话、安排工作及参与组织营救被捕同志等项工作。伍修权等同志从苏联回来，就是我父亲代周恩来同志与其谈话安排去苏区搞军事工作的。先后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我父亲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参与过(按姓氏笔画排序)关向应、任弼时、李求实、何孟雄、林育南、杨殷、彭湃等同志的营救工作。 我父亲回忆讲，1931年9月，因环境再不能允许他工作下去，经中央决定调陈刚同志接替他的工作，在上海等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完全不准出门，又不准在家里放党的书籍和文件)，1931年10月同欧阳钦一起经香港进中央苏区。我父亲因敌人正在围剿，去中央苏区路不通，耽误了一个多月，到达瑞金时，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尚未闭幕，他得以出席旁听三次。他进苏区前周恩来周志找其谈过一次话，因他二十年代国共合作时就任过国民政府临时首府——武汉市公安局长一职，所以要他到苏区后，到国家政治保卫局任领导职务，由于1925年，派王明去苏联学习(据父亲讲，王明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是商专学生，邓演达向吴德峰推荐的)因表现不好他落选后吵闹，我父亲做他的思想工作狠批了他一顿，王明始终耿耿于怀，王明亲信再次以吴德峰“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等种种理由为借口，两个月未分配我父亲工作。后在周恩来等同志的力保，向邓发推荐，任邓发副手（开始以分工主管交通等项工作为由）兼江西省保卫局局长、江西省苏维埃主席团委员、江西省委委员等职。 1931年11月全国苏维埃笫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周恩来还在进苏区途中，未能出席会议，但已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大会上通过周恩来在上海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的《宪法大纲》。周恩来同志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很快就发现时苏区肃反严重扩大化问题，表明了坚决反对态度、并在力所能及条件下，对广大干部指战员做耐心细致说服教育工作，果断采取了系列措施，指出肃反扩大化问题危害、严重性，及时地抑制了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延续。 我父亲先后在国家保卫局、江西及湘赣省保卫分局任职期间，依照周恩来同志指示精神，亲自起草颁布了保卫局系统制止肃反扩大化延续的系列政令、政策、通告。明确强调，政治派别要犯,如无紧急逮捕之必要,要先侦察其线索;如在事实上必须紧急逮捕者,捕后需将详细事实具报;肃反须注意阶级路线,如工农分子宜用教育方式审讯之；以后无论处决任何反动罪犯,必须经过本局批准,由当地政府执行,肃反机关概不能直接处决；对犯人的判决,必须将详细口供、阶级成份详细具报,并须提出具体判决意见,由本局核准执行;用刑拷打应立即废除,以后审讯犯人时应设法免除;没收犯人财产应列表登记,报告上级存查,如该犯被判决无罪时,没收的财产应即发还。在反对迷信的过程中防止过左,不耐心宣传，而单纯地去，掘山坟、打菩萨的行动;对流氓分子我们是应当反对的,但不能扩大化，和尚、道士、抽过大烟的工人农民不能算流氓,仍享受土地革命利益。这样才能执行布尔什维克的分化政策……（详见《内战时期肃反文件》一书）。并解救了周兴、张启龙、王恩茂等等一批老同志。 周兴曾在李韶九直接领导下工作。身兼红一方面军与江西省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在肃反中大开杀戒，正当李韶九准备对周兴下手时，中央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罪行累累的李韶九受到严厉处分，反过来别有用心和宗派情绪滋长的人，又借清算李韶九问题为由，继续扩大化、连坐整周兴等同志。时正逢我父亲接任江西省保卫分局局长纠偏，即按总理指示精神，查明真相，认为周兴虽在李韶九手下任过秘书，实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当即将其解救、留任工作，未给予任何处分(后博古到苏区，也曾指示将周兴调出保卫局，给予留党察看处分，时省保卫局党的分总支书记李克农、国家保卫局党总支邓发等也未同意给周兴处分)。 在制止肃反扩大化等问题上，由于我父亲始终贯彻执行周恩来同志指示精神，坚持原则，反对极左路线继续扩大化错误观点,而被王明等人视为周恩来支持毛的异己分子，打击、批判，扣上“右倾”等另类帽子，1933年5月,王明之流假借捏造的所谓吴德峰“酒醉打哨兵”事件为由，在没有通过江西省委、国家保卫局认同下，非要军法处置，砍我父亲的头……。后在一些老同志的极力反对保护下，最后仍以所谓“中央代表团”名义，直接下令撤去我父亲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判罚徒刑去湘赣苏区。关于我父亲与王明路线做坚决的斗争的问题（详见后附“文革中罗青长报告及康生和周总理批示”的复印件）。 我母亲是1932年5月进苏区的。她回忆说，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时因纪律严格，工作关系她只见到过恩来等同志，从未与小超大姐谋面，到瑞金后她第一次见到小超大姐的。时我母亲任军委机要科科长，经常与恩来同志和小超大姐等接触，成为她思想、工作上进步的良师、益友，特别是小超大姐，为人持重、老练、平易近人，给予她很多帮助与支持。我母亲生我二姐苏生（又名兰妮）时，邓妈妈代表周总理等到医院看她，并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元德,现在局势越来越紧张了,凡是带孩子的女同志都要疏散回老家去,德峰还在挨整,你不能与其他人攀比,你赶快把孩子送人,设法要求调湘赣苏区与德峰在一起，否则疏散回家就意味着脱离革命队伍与德峰分离……。邓妈妈的一席关心、教诲，使我母亲在关键时刻认清革命大局形势，当即忍痛将刚出生的苏生送人去当童养媳。正如我母亲1974年去逝时，董老(必武)给她挽词写的，“不枉为人活一场，工农给合斗生强。清风明月饶声色，马节坚持到晚芳。”评语写的一样，我母亲能有坚定信仰信念伴随我父亲不断革命，南征北战至终老，是与领导加战友的周恩来、邓颖超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关爱和谆谆教导分不开的。 据我母亲回忆，1936年11月我父亲长征到保安，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西安双十二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应张学良、杨虎城约请，派周恩来副主席带了一个代表团去帮助张学良处理西安事变的时候，周副主席就做了两手准备，命我父亲带着我母亲和我姐姐（岷生）及肖佛先（勤务员）从保安赶到延安机场与他同机去西安，后因飞机小他与我父亲先走，我母亲等随同周主席的两个副官改乘汽车随后去西安的。到西安后，周主席一方面以中共代表团代表面貌公开去参加协调和谈，争取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另一方面依据时局的急剧变化，特别是在蒋介石回南京扣押张将军并发表其反革命政、训令，暴露其假和谈、真反革命两面派嘴脸后，周副主席依据“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原则，遵循毛主席“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指示方针，要我父母亲立即换装从代表团驻地“六国饭店”，搬入了新隆巷，组建吴德峰情报系统，再度深入虎穴，由公开转入地下开展对敌隐蔽斗争，领导西安秘密情报工作(继任领导和驻机关成员还有曾三、王中、陈志平、罗青长、、陈养山、戚元德、蹇先佛、陶斯咏、于忠友、肖佛先等等同志)，守护延安大门。这期间，周副主席曾多次亲临兴隆巷与我父亲密谈指导、指示工作，来过兴隆巷商谈工作的还有叶剑英、李一氓、梁明德等同志。 1937年7月周恩来(左)、博古 1938年吴德峰在西安曹家巷 (中)、林伯渠(右)在西安合影 我母亲讲，1937年元旦后，小超大姐治疗肺结核病也到兴隆巷与我们同住。她非常喜爱我的三女儿岷生，经常抱着闻她裤腿的尿臊味，并开心地唱着，“我们的岷岷，我们的心肝，我们的尿臊、我们的尿桶，哒哒嘀哒嘀冲锋号响，熏死了东洋寇、冲走了日本鬼”等歌谣，当时照了不少的相片。小超大姐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与我们同住时关系密切、俨如一家，记得38年恩来同志去南京，德峰在花园里给小超大姐照了一张照片，德峰在照片背面写道“邓小超，若有所思，一九三八年恩来到南京未回时摄制”小超大姐 看了大笑不止，恩来 回来时 1938年在西安邓妈妈与童小鹏（怀 周伯伯与邓妈妈结婚25周年合影 抱吴德峰之女岷生） 吴德峰摄 还拿给恩来看，恩来同志也笑了。小超大姐和恩来同志作为一对恩爱夫妇，在党内是众所周知的。作为模范夫妻是大家推崇的榜样。 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该情报系统深入社会各阶层、广交朋友，开展做了详尽的社会调查研究，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包括著名妓女到国民党军政、党棍、校级以上的头面人物，基本上都有调查。掌握他们的政治观点、思想动态、生活习性以及社会关系情况，对敌情掌握得既准确又细致。从政界来说，国民党省党部上午开会讨论的事项，我们下午就能向延安发出电报，从军界来讲，程潜掌管的“天水行营”只要开会，用不了两天，我们就会向延安发出详细电报，如参加会议的人员、讨论的问题。对付共产党的策略等搞得一清二楚。对敌人内部的腐败、勾心斗角也搞得清清楚楚，甚致细到蒋鼎文在莲湖后街，嫖一个陕西土婊子的事情。还有“中央军官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有个特务班，毕业后要派到西安，人还没走我们就把名单发给了延安，随后这些人的简历、相片也由八路军办事处送至延安。 在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几乎都安插有我们的党员或革命的同路人，掌握了敌人的党、政、军、特的命脉和核心机密。如当时胡宗南的副官熊向辉、机要通讯科长戴中溶、侍卫队分队长王昭贤、西北军参谋处长成子慎、38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杨晓初、38军办公室主任姚警尘、西安国民党特务侦缉队队长肖德等都是我们的同志，甚致敌特派来监视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特务霍建台等等也是我们的同志，他表面上摆个烟摊是监视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小特务，实际上是我们保卫八路军办事处的眼线岗哨……，可以说当时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视线中。弄清了敌人的政治阴谋、军事计划、部队调动，多次露国民党耍阴谋、闹摩擦和反共高潮行径，有力地配合军队作战，一九三九年夏，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胡宗南，积极部署对陕甘宁边区及延安的进攻，妄图一举歼灭我陕北中央首脑机关，时正值周副主席由渝返回延安途经西安，我父亲将截获的胡宗南战斗序列部署，各部队的驻地、番号、长官姓名等详细材料交给周副主席带回延安。我党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及时揭露了蒋介石反共挑起内战的阴谋，捍卫了党中央、陕甘宁边区。在保卫延安和战胜胡宗南的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为我党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方针，以及当时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等政策提供了决策性的参考。 我父亲在西安的化名叫吴铁铮，一次敌特从叛徒彭宗藩处获得所谓“中共陕西地下党省委书记吴铁铮”的信息，国民党特务如临大敌密令四处悬赏捕捉吴铁挣。周副主席在重庆得知此消息后，为了我父亲的安危也通知他立即撤回延安。实际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是欧阳钦同志，我父亲从这一点就断定叛徒并不了解、认识他，加上他此时正在运作完成一项特殊任务，箭在弦上不能中断，依据他平时调查掌握的情况，布置我们打入敌特、宪兵队的同志用狸猫换太子的手法，暂将国民党军校西安第七分校的同名教官吴铁铮作为嫌疑犯替身送进监狱关押缓冲时间，完成任务后再撤也来得及，报告后周副主席及中央相关部门领导经再三斟酌考虑，采纳了我父亲从工作出发提出的“暂缓撤离西安，继续完成任务，适时撤回延安”的可行方案。 据说，解放后张治中曾到西安看了一趟，给蒋介石上了一封万言书大意是，你（蒋介石）以特务起家，但最后以特务的失败告终。你的特务全是社会的渣子，而共产党的特务都是他们的精华，在你的电台周围布满了共产党的电台，你的命令下达两个小时还没有到你的部下手中，就已经传到共产党延安总部……。 毛主席曾说，西安的情报工作是我党历史上最成功的，要发勋章，首先该发给他们。但我父母和他们的战友们在工作成绩、功劳、荣誉面前始终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对待。我父母生前经常告诫我们，西安的情报是由党中央恩来等同志直接领导的，成绩是与周副主席的英明领导、指挥协调及陕西省委、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部的大力配合支持分不开的。该组织是由许多的优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进步人士参加与支持的团体，功劳和成绩应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及全体指、战参于者，而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单独自我标榜的。对于牺牲的死难烈士我们是幸存者、对于永远不能公开暴露自己政治身份、真实姓名的无名英雄我们是幸运者，我们和人民要永远怀念他们，纪念他们为党、为革命、为新中国的诞生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 我父亲1940年完成任务撤回延安时，周恩来、任弼时等从苏联回延安，依国际、国内形势，战争需要和共产国际、斯大林要求，进一步加强、调整、理顺国际国内机要交通管理，中央再度启用我父亲吴德峰任局长，将中组部二科即交通科归并过来，重组中央交通局，对外公开名称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直属党中央周恩来领导，周恩来去重庆南方局时，交任弼时分管。交通局重组后，依中央指示，加强调整、扩充新建了香港、上海、河南、新疆、内蒙、外蒙、苏联与我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及南方局等全国各地区的秘密交通工作。局机关下设国内交通处(处长王琳)、国际(外)交通处(处长唐斌，国际交通线主干负责人有李春田、宋志远等)、电台(中央对外，对苏联及第三国际等联络专用电台，台长段玉明即段子俊)、秘书长（王吉仁、王福、李沫英等）、办公室帅孟奇（又名帅光等，帅兼任过党支部书记）、组织审干（戚元德等）、后勤总务(李荣华等)、警卫队等机构、部门，还下设一个运输队，大生产运动时还成立生产队负责人宋志远（傅文忱，“红灯记”剧中李玉和原型）、青年突击队长孟宪如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之情报信息，就是中央应斯大林要求交我父亲反复组织核证后，由交通局电台译文直发斯大林等统帅部的。 据我父母及老同志回忆，1942年2月1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及关于我们党的作风问题”；1942年2月8日毛主席做了《反对党八股报告》；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干部的业务(结合本职工作)、政治(时事和政策)、文化、理论教育为重点；1942年4月3日，中央宣传部通知《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其目的是整顿、提高、清理，党的政治观念、思想作风。为加强对整风运动统一领导，中央成立了总的学习委员会，毛主席任主任、康生任付主任。中央直属机关成立了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康生任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委员会委员由各直属机关派员担任，“农委”机关我父亲委派国内交通处处长王林去参加担任委员。不久党中央又决定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开展审干运动，并设立以刘少奇为主任的“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康生、彭真、高岗等人担任委员，刘少奇还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长，全面开展审干工作。 审干的目的是在组织上清查、清理、纯洁党的组织、革命队伍，这项工作本来就是我们党内组织、干部部门的一项经常性的正常业务工作，对党内接触核心秘密、机要的要害部门单位的干部人员考核审查则要求更为严格。 延安整风审干运动后来实质转为以锄奸、反特为中心任务，重点抓特务、内奸，搞“托派”，打击反革命分子，一时间什么“第三党”、“红旗党”等等反动社团、组织凭空而出。所谓“红旗党”是西北公学审查中采用车轮战术审讯的产物，是由某审查对象交待的“国民党的红旗政策”一句话引发出针对清理甘肃党、陕西党有所谓国民特务组织“红旗党”的问题。后来漫延到河南、云、贵、川、湖南、湖北、浙江、广西等地区党组织，甚致连刘少奇直接领导的北方局党组织也有了“红旗党”问题。几乎所有的白区地下党组织都有问题了，不少从白区回来的同志因此受到莫明其妙的怀疑审查。此间恩来同志正好从重庆南方局回延安，得知他所属和熟识的某些党组织也有人员被指控怀疑为“红旗党”时，非常生气地提出质疑予以制止。 延安审干工作实际从1941年前后在一些党的要害部门就开始进行，审干一开始中央就三令五申强调指出，“一方面民族敌人与阶级敌人特务正在加紧活动，清理审查反革命分子工作不可放松；另一方面要求注意避免主观、夸大、捕风捉影、乱猜疑制造所谓反革命分子”。中央在锄奸方针中明确指示，“不冤枉一个同志，不错办一个好人”，指出不能把党组织中个别未弄清楚没解决的问题、把不良现象或倾向、把出身、复杂社会关系与真正反革命嫌疑混淆起来；制造敌人，客观上是使党的组织遭受损失，使党的干部遭受诬陷，当时都有公开文件、通知，属内部机密亦均有档案可查（我父亲讲，延安撤退时是有组织、有准备、有计划进行的，重要的档案、文件均安全转移保存基本无遗失)。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上提出“抢救失足者”、“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迅速扩大为“抢救运动”。又提出主动坦白交待、捡举、揭发他人，立功授奖、披红戴花等等新花样，一时间国民党特务、日本间谍、反革命分子多如麻，“抢救运动”迅速风靡全延安。甚至莫明其妙的蔓延到某些中学、师范学校，一些不省人事的学生娃娃为了立功授奖、披红戴花，吃顿馒头、红烧肉，一个班、一个班的学生争先恐后上台去交待、揭发问题，揭出了所谓“石头党”等少年反革命组织……。“抢救运动”仅仅开展了十多天，就“抓出特务、内奸”等有问题的数千人之多，使人难以置信。开始对“抢救运动”的做法产生疑虑，不少单位和领导向中央、向(毛)主席、向周副主席等反映情况问题。据我母亲回忆讲，我父亲就曾直接向周副主席、任弼时、李富春、康生等反映过情况，强调“农委”工作的独特绝密性，希望外系统不要涉足、干扰……，证明农委的李春田、帅光等等无问题；强调“农委”工作的重要、延续性，继续审核派出家庭社会关系扱其复杂的王方明等奔赴河南舞阳县等地开辟工作，得到了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的认同、支持。 党中央在1940年底就明确规定，“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但正如毛主席讲过的那样“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某些党性不纯别有用心的人借题发挥，利用党群、干部中某些人的单纯幼稚、盲目是听、唯“左”独尊的思想，运动群众，违背中央指示决定，再加上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种种私心杂念作秽，仍出现捕风捉影、夸大其词，对被怀疑者关押、逼供审讯等错误做法。当然这其中也不排除敌特乘机捣乱、推波助澜或由于当时战争年代对敌残酷斗争、秘密环境，地区分割、系统分治，特别是秘密情报、交通系统任务特殊，工作内容机密、人员安排单线联系，绝对不能公开(在本系统内也只能少数直接当事人掌握内情)，又不能互相通气，结果出现了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被当成特务、汉奸等反革命分子来审查，我们发出去的假情报材料，又被当成敌人的真情报、证据来整自己人，这种情况在当时复杂特殊环境下产生误会是难免的，发现这种情况我们有关部门就立即采取措施，通过正常组织手续或非正常渠道千方百计去杜绝妥善处理保护自己同志。如涉及秘密或不能暴露身份的人和事，则采取特殊手段移花接木、转移、隐蔽真相等办法去解决。但也有一时力所不及或工作需要使自己的同志挨整，受委曲、误解的事发生，甚至为了特殊需要继续演戏。常讲“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同志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的”这句话一点也不假，我父母讲他们是有深刻的理解和体会的。在革命的征途上，公开的敌人、隐藏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始终对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共产党人仇恨、惧怕，杀机重重，总有人想伺机谋害这些同志、妄图杀人灭口，这对常人来讲这是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但对隐蔽战线的同志来讲则是作为共产主义革命者的信仰、信念坚定立场的表征，革命毅力、意志坚强的另一种磨练和考验。 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在审干、锄奸中曾多次再三强调以过去肃反扩大化错误教训为戒；强调指出防奸的工作正确路线是，领导亲自抓、骨干与广大群众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指出逼、供、信是错误路线，并对“抢救运动”偏离正确路线的错误及时、果断提出刹车。1943年8月中旬左右，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先后发出通知、决定，把审干工作重点从“抢救运动”转为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培养、教育，至此大轰大嗡的“抢救运动”基本结束。 1944年整风运动中，曾在延安组织召开过一次湘赣苏区老同志座谈会，会上就湘赣苏区旧省委、临时省委、新省委等几个历史阶段的错误路线、肃反扩大化等问题总结了经验教训，会上有分歧、不同意见争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将我父亲1933年6月未任湘赣保卫局局长之前，陈洪时、刘士杰等整王首道、抓袁德生等同志的错误问题，以及后来突围时刘士杰等人强行枪毙袁德生等同志的“罪恶”，全部算到我父亲头上，指责我父亲“到湘赣后肃反扩大化最严重，抓、关、杀人最多，达到极点、高潮……”，据我父亲讲，周副主席觉得奇怪，曾亲自找他谈话、问明情况。在恩来处他遇到毛主席，毛主席也当面质问我父亲说，德峰同志，少奇同志告诉我下面反映很大，说你一贯喜欢抓人、杀人罪恶深重！你为什么就是喜欢抓人、杀人呢？！恩来同志听后，立即向主席解释说，德峰同志，在江西苏区工作时期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态度主席您是了解的。到湘赣苏区后的情况我向王震、谭余保、张子意等同志和一些在保卫局工作过的同志做过调查了解，总体来讲，德峰同志，任湘赣保卫局局长期间，仍是讲政策，制止行刑逼供，乱抓乱杀人，反对肃反扩大化与刘士杰等人做过尖锐斗争的。邓发同志则讲的更明确：德峰同志，当时在“左”倾路线情况下，对抓“AB”团、肃反扩大化等错误问题是有抵触、抵制的，对认识到的错误决定是敢于纠正和拖延设有执行的，有执行的，也只是个认识水平、执行问题，谈不上是什么反革命的罪行、罪恶的问题。抓“AB”团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是党的错误路线问题，保卫局有错误基本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问题。要负责也由我身为国家保卫局局长的邓发负主要领导责任，德峰同志，身为国家保卫分局局长，也要承负他分局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责任。社会部印发的《内战时期肃反文件》中，有我和德峰等同志起草签发的国保及分局政令通告文字记载，也充分说明了德峰同志，当时对肃反扩大化问题处置的行为、观点是基本正确，讲政策的。主席听后“哦！”了一声点了点头接着对我父亲讲，肃反扩大化错杀、伤害了不少我们自己的同志，这对我们全党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今后决不可动不动就随意乱开杀戒，做错了事可以纠正改过，但错杀了人，人头落了地就不能再安上重生了。据我母亲回忆讲：总结肃反扩大化错误路线历史的教训，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一席教导，德峰和我一直铭刻牢记心中，记得德峰在接任阜平县委书记时就纠正、制止一些吊打、活埋等封建原始社会残余刑法及违反党的土改政策行为;德峰在最高人民法院任常务副院长主持最高法院工作期间，仍努力学习、牢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教导，反对“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无权)莫进来”的旧法观念，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法院垂直领导、坚持法院独立审判等原则。在执法过程中，坚持调查研究、依法办案，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杀可不杀的不杀，罪大恶极该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维护宪法法规、法纪的，依法从严判处死刑，同时强调死刑案，必须要呈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方可公告执行，严禁乱捕、乱杀、随意处决犯人。虽然也有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批判他“右倾”、有阶级立场问题，但他始终不悔，以亲身经历和毛主席、周总的谆谆教导去说服教育不同观点的同事、同仁、同志。 内战时期肃反文件 摘;内战时期肃反文件》江西省 政治保卫局通告第一号影印件 1944年5月21日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筹备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我父亲1944年经资格审查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并亲自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全过程。在会议选举中曾有不少同志提名我父亲作为七大中央委员后选人，有人开始以我父亲在苏区肃反扩大化中“杀人过多”问题为由反对提名，后又以我父亲担任特殊任务不宜暴露身份及名额有限(指秘密战系统)种种原因为由，最终未同意其作为中央委员后选人提名)。七大会议中和七大会议以后，由于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说话及《内战时期肃反文件》文字等实据证明，再也没有任何一级组织和领导重讲、重提过我父亲犯有所谓“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问题，更没有任何一级党的组织决定或宣布过处理我父亲的任何决定和结论，就此不了了之。 1945年在延安我已六岁多，那年父亲过五十岁生日，我记得周伯伯、弼时叔叔等很多父亲的战友、领导前辈叔叔阿姨，均以个人身份亲自到“农委”机关驻地为我父亲祝寿，大人们围坐在那谈生活、忆往事谈笑风生，我和弟弟静静地坐在长辈身上一动不动的听着。“农委”机关也送了一块用棉花粘成的大“寿”匾，作为对我父亲的祝福。 1946年我随父母从延安出发去东北，路经张家口住在许建国叔叔家，据我母亲回忆讲，时逢国共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军调处三人小组由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组成，不久，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由郑介民、叶剑英和饶伯森共同组成。恩来同志当即决定德峰暂缓去东北，急派遣调他去北平参加军调工作(穿著将军衔服)，时因德峰患慢性盲肠炎急性发作改派李克农前去。后德峰急性盲肠炎用药物控制住后，恩来同志得知后，又
1946年春执行停战协议军事三人小组 1946年吴德峰任军事调处执行部秘书兼武 成员周恩来(右)马歇尔(中)张治中(左) 汉执行组的特别顾问时影与像佩带的证章 立即通知德峰赶赴北平充任军调处执行部秘书，作为军调处特派员派往武汉，当时武汉执行小组代表为薛子正同志，中原军区驻武汉办事处主任是郑绍文等同志，党内由吴、郑、薛三人组成领导班子，我父亲任武汉小组顾问和武汉方面党组织书记，全面负责领导，负责协调武汉执行组和组建中原军区办事处的工作，负责中原军区的军费供给、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联络、组织搜集情报等项具体工作。此期间德峰曾向张体学旅等部队传达党的“七大”会议精神，为中原军区提供物资、经费及重要情报。和谈破裂，在国民党特务阴谋设计捕捉德峰前夕，德峰又接恩来同志命辗转南京安全撤回张家口。中央原定他去东北工作的，后聂荣臻同志向中央请求挽留他任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联络部兼敌工部部长（原联络部部长是刘仁，父亲到职后将联部工作下分为敌工、城工两个部门，刘仁任城工部部长），敌工部重点抓敌军工作又称白军工作部，在我父亲和康健生等同志领导下成功的策反了傅作义骑兵团等部队的起义和收集敌军行动情报等重大任务。 1946年11月左右时间，国民党反动派派出汤恩伯大举进攻延安，毛主席等留在陕北，由刘少奇等组织了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检讨了在张家口时期的土改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久后，又发生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书记某某在土改工作中的极“左”错误问题(据我父亲讲在土改过程中对有关政策问题始终有两种观点，开始批右、后批左，实际也是个路线问题，某某同志犯有错误，但也仅是路线错误的执行者)，1947年春夏，中共中央决定抽调我父亲、黄敬、冯文彬等一批高级领导同志，到各县兼任中共县委书记。我父亲兼任阜平县县委书记，之前我母亲已由晋察冀中央局调到阜平县委工作，任县常委兼组织部长。据我母亲回忆讲：“粉碎了胡宗南进攻陕北，解放了石家庄，毛主席和恩来、弼时等中央领导去西柏坡途经城南庄时，点名要了解易家庄土改工作情况，县委通讯员通知并指定我带工作组的张力光、戚振之和村支书、贫农团主席、村委会主任等六人立即赶赴城南庄晋察冀中央局汇报工作，在场听汇报的还有荣臻、德峰等领导同志。汇报开始，我让组长张力光先作汇报，她还没讲两句，就被毛主席打断，毛主席转向三个村干部问话，恩来、弼时等同志也不时插问话，我和张力光也不时插接答话，主席和恩来、弼时等领导同志肯定了我们的工作，表扬了我们的‘点’蹲得很好，能直接参与掌握基层土改情况，并要我们把握住政策，随时纠正‘右’的、‘左’的错误倾向和问题，指出错误倾向和问题关键在上边、在中央制定政策，所以他们要经常下来调查研究，要我们要主动总结经验教训，随时向他们反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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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4 11:36: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