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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在挺进中原时必然遇到华野分兵后的相同困难和问题，感同身受，应该能取得共识。这一点后来邓小平在回忆二野战史时，说到挺进大别山，也提到缺粮、无根据地、伤员安置、重武器、后勤补给等诸多问题。 同日，粟裕致电刘邓，提出暂不渡江，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的建议，征求刘邓意见。18日，刘邓致电中央军委、陈粟，认为过江使敌抽走几个师，当然有利，“这个问题决定于自身的准备、过江条件”，如果准备不足，“则迟出几个月为好”。“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参见《粟裕年谱》312页） 4月18日，粟裕发出“卯巧电”（以地支代月，4月为“卯”；以韵目代日，18日为“巧”）： 首先粟裕指出去年转入外线以来，我军转入反攻，“将战争拖回蒋管区”，“减少了解放区受战争的直接摧残”，“当时我军主力不依靠后方，大胆转入敌后，完全正确”。“但自去冬迄今”，话锋一转，“中原地区（包括豫皖苏鲁及豫陕鄂）战局已形成疲惫而频繁的拉锯形势”，“敌人尚拥有相当机动兵力，占有某些交通线和所有交通中心与战略要点，及运输工具技术条件等，在兵力转运军需部及上交我军便利，以增加我们歼敌困难。” 其次，我军远离后方作战，地方工作得不到配合，“行动上不易保守秘密，往往是丧失战机”，补给困难和伤员安插，“大大影响各级指挥员决心地贯彻和下级指战员战斗勇气的发挥”，敌人可收容其伤病员，“我之伤病员则大部为敌残杀或落入敌手。” 第三，华野在无正常补给条件下“重装备却变成了拖累”，不要重装备则不能攻坚，攻坚将成为今后作战的中心，“不能不装备与学习使用重武器”。数月来本有许多战机，“但因补给不正常，战斗不能速决与持续”，因敌增援“被迫退出战斗”。还报告了计算我军减员与歼敌人数之比的问题，指出“有后方依托打歼灭战的伤亡，则每一万人减员至少歼灭敌人一个主力师”。 第四，粮食问题。列举天目山战斗因与民争食，至今留下不良影响。指出若以10万人进入江南，“粮食补给则是长期的严重问题”。 第五，我军南渡后估计能调动敌整25、28、83、63、20师等部，而整7、48师等部，“蒋不至纵虎归山，仍可能留于大别山；“5师及11师则因系美械重装备，亦可能留于中原”。这4个师如果不能调动或歼灭，“中原局势将成较长期的僵持局面”，解放区也会遭到残酷的摧残。 第六、根据上述理由，粟裕建议： 1、“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求得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姬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的歼灭仗”，使人民安定夏收，我军有粮食供应； 2、对敌近后方（淮河以南包括淮南和苏中南线直到江边）派出游击兵团，配合主力作战； 3、对敌深远后方（长江南苏浙皖赣闽及湘黔）派出远征游击队，“人数不多，不至与民争食，且可与当地人民武装融合”，“是能大量调动敌人的”； 4、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与远征游击队密切配合，以战养战。 第七、“如中央认为上述意见可行，则建议集中华野之大部佯攻（或真攻）济南，以吸引5军北援而歼灭之”，尔后相机工战机难，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仗。 第八、“斗胆直陈，是否正确尚待指示”，并表示南渡准备工作仍积极进行。（全文见《粟裕文选》第二卷第458-462页） 如果说子养电是委婉的提出不同意见，世午电只是质疑南渡的时机，尚未率直地提出不同意见，而卯巧电则是毫不犹豫，和盘托出，全面分析了南渡战略的种种问题，并提出了修正战略方针的建议。 2007年8月为纪念我军建军80周年和粟裕将军诞辰10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5集电视文献纪录片《粟裕大将》，该片引用了大量粟裕将军生前35盘录音带中的原声。录音的年代是1979年，现将粟裕讲话录音有关原声抄录如下： 说到战略问题时，粟裕说：“古时候有这样的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只照抄照转上面的命令，这样下去非打败仗不可。高级指挥员不仅是熟练于在战役方面进行指挥，而且应该懂得一些战略问题。要研究战略问题，有三个方面，就是敌情、我情、民情。” 粟裕原声：（中央军委要）“我带三个纵队下江南，其直接目的是要调动敌人跟着我们的部队去，而减轻刘邓在大别山的压力。我考虑到固然能够调动一部敌人，但是敌人的四个主力军（指国民党军第5、18、7、48军——笔者注），战斗力比较强的主力部队调不动，蒋介石不会把它调到江南，去跟我们打游击。在中原战场上这四个主力军调不动，就不能减轻敌人对刘邓在大别山的压力。恰恰相反，我们这三个纵队（华野第1、4、6纵）也算是主力之一，我们恰恰在中原战场减弱了三个主力纵队。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主张不过长江。” 接电后，中央军委在4月21日、23日连发两电，催促陈毅和粟裕赶赴平山中工委。 25日，陈粟从濮阳出发；29日，到达平山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30日，陈粟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去阜平县城南庄，参加城南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于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会议是如何开的，尚未公开有关会议记录，后人不得其详。《毛泽东年谱》记载，议题有三，其中第一个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另外两个是“发展生产”和“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参见《毛泽东年谱》下卷342页）。粟裕的议题应该是在这一大议题之下讨论的，关于这一议题，《毛泽东年谱》只有极简单的记载：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无疑会有很大困难，打出去的主力会减弱，打不了很多胜仗，但无此一条不能战胜国民党。打出去以后，敌我都到蒋管区去吃，不能依赖后方，后方要尽量供给前方”。（《毛泽东年谱》下卷343页）语焉不详的记载，毛泽东的讲话似乎是在为南进战略作辩解，看不出会议是如何讨论粟裕的议题的。但从会后5月5日毛泽东致刘邓并华东局的电报，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1、4、6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5军等部5、6个至11、12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在此期内，由该兵团派出10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以上计划，是我们和陈粟及一波先念所商定者。粟裕兵团，待陈粟由中央回去，结束政策学习及军事训练，约于本月底渡河作战。陈唐所率3、8两纵应回至豫皖苏区，调换1纵西去，以便该兵团有1、3、4、6、8及11等6个纵队集结打大仗。10纵已去豫陕鄂边，可不回来。但6、7两月作战，陈唐回来已来不及，应由1纵参加此两月作战，待雨季休整时再由陈唐与1纵调换。本月内请刘邓命1纵、11纵在汴徐以南适当地点休整，待粟裕命令，月底协同作战。当粟裕打5军等部时，许谭兵团应向津浦线行动，相机歼灭并钳制12师、75师、84师、73师等部。其动作时间，应在本月下旬，请华东局令知许谭准备。同时，令知韦陈兵团，在苏北发起歼敌战役，配合动作。粟裕兵团的供应，由华北山东两方统筹。”（《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212页） 如果不是理解有误，电报的内容可概括为：渡江南进的战略是正确的，粟裕兵团（1、4、6纵）暂不渡江，而是集中华野部队包括中野11纵，在刘邓、许谭的协同下，歼灭5军，开辟渡江道路。 渡江南进自然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夺取全国政权必然要过江打到南京去——这一点不言而喻。但决定华野目前不过江，留在中原歼灭5军，这无疑与毛泽东原来的战略方针大相径庭。 毛泽东能够听取粟裕的建议，对原定战略方针做出调整，确实难能可贵。差不多同一时期毛泽东与林彪关于打锦州的争论也在进行，而结果却是毛泽东坚持了自己的意见，林彪表示了服从。 彭德怀也表示了对南渡战略的看法，5月21日，他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对各战场的作战问题提出建议，论及华野，说：从目前情况看，粟裕部按原计划渡江问题值得考虑，不如先不渡江，而集中5、6个纵队出中原作战，以求打开豫鄂皖局面。（《粟裕年谱》317页）事前粟裕是否征询过彭德怀意见，现在无资料说明，估计可能性不大。不谋而合的观点，是不是可以说明粟裕观点的正确。 毛泽东与粟裕关于战略进攻方向的争论结束。虽然没有否定南渡的战略，但实际上渡江已是一年后（1949年4月）的事情了，已经是经过豫东、济南和淮海战役之后，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了。此渡江不是彼渡江，已经不是城南庄会议之前毛泽东所说的渡江南进战略了，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城南庄会议关于华野的另一决定是陈毅调离华野，到中原工作。此事《陈毅传》有记载：刘邓在同意粟裕的建议后（指接到粟裕4月16日的电报之后——笔者注），“发电中央请调陈毅到中原工作”，建议陈毅任中原局第一副书记，并提出有关陈毅到中原后的军职三个方案，还建议：“不管那种形式，陈毅同志华野职务不变”。后来在5月5日再次提出所请。（参见《陈毅传》416-418页） 5月7日，毛泽东约见粟裕，传达中央决定，调陈毅去中原工作。粟裕再三请求，得知中央已做出了决定后，建议保留陈毅在华野的职务。9日，中央决定陈毅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兼任的华野司令员及政委职务由粟裕代理。 自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以来，陈粟在工作上的配合是默契的，感情是融洽的。即便是有不同意见，也能相互沟通，得到理解、谅解与和谐。如果陈毅留在华野，对粟裕一心指挥作战是有利的，陈毅的调出，无疑使粟裕肩上的担子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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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4 11: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