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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留神，俺也当了一回“明星”
1969年底，参军到部队没几天，我们这些新兵就奉命去参加野营拉练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拉练，目的地是安徽的广德。
那年的冬天格外冷。新发的军装、被褥直接从仓库的大包里拆出来就发到了我们手上，全都硬邦邦的，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其中有棉花的存在。前不久还在家吃着热菜热饭的我们，如今每天往肚子里装些半冷的水煮白菜和饭，寒冷的感受便更加强烈了。可是我们嘴里没有吐露出过一个“苦”字。少年不知愁滋味。再说，那时候，当兵的人讲究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胆小鬼才是最丢人的。
出发那天，下雨下雪。我们徒步行军近百里路，赤着脚趟过冰冷刺骨的大沙河水，到宿营地安营扎寨。我们在老乡家堂屋湿漉漉的泥巴地上铺上一排半干的稻草，上面是我们背来的同样不太干的被褥，地铺的尽头放置一只粪桶—-带卫生间的主卧就此搞定。
夜晚来临，我们背着大包小包上山搞野战外科演习。我们这帮新兵蛋子啥都不懂，跟在老同志后面边看边学，又是支帐篷、又是点汽灯、挖地灶消毒器械，等等等等。直忙到黎明时分才得以躺倒。
天亮后，我们被教导员恶喊起来，点到名的十几个人睡眼惺忪地在村头排了两横排，一色的老棉衣、老棉裤、老棉鞋，嘴里开始大声背诵出发前在营区练习好的《元旦社论》：“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了”。1970年的《元旦社论》写得很像对联、顺口溜、儿歌，很有时代感。
村民们都围拢在我们周围听，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估计是没有搞懂我们嘴里在念些什么。 “声音再大也起不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效果，这可怎么办呢？” 教导员很是着急，他把我和我的陈副班长找来，让我们连夜编写忆苦思甜的节目，第二天演给群众看。时间紧、任务重，说干就得干。
70年初，部队都在开展所谓的“两忆三查”运动。结果“三查”绝没有“两忆”热闹，我们忆苦饭吃了好几顿，糠窝窝，难以下咽；忆苦会也开了若干次，墙上挂满了新兵自写自画的宣传画。可是我这个人迷糊，根本记不住画上的内容。
缺乏素材，两个假冒的初中生又太没创作才能，思来想去，突然想到了小学时唱过的一首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于是我们就在这首歌的基础上添油加醋，总算凑合出了一个对口小话剧--《妈妈的故事》。
第二天上午，我倆在村里谷场的小土台子上正式开演了，身上还是背《元旦社论》时穿的那身行头。陈副班长个子高，演姐姐，我演妹妹小红。你一句、我一句的，把扩充了的歌词绘声绘色地弄了一遍。快演完时，我朝台下望了一眼，归归，好些老乡在抹眼泪，有人还泣不成声。嘿！我们还真有两把刷子。
任务完成，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回地铺上躺一会儿吧。不一会儿，开午饭的哨子响了，我俩拿着搪瓷碗向门外走去。这时只见一个拖着两条鼻涕的小姑娘探了一下头，然后大叫着：“小红！快来看小红！还有那个姐姐！”于是呼呼啦啦的从四面八方跑来许多孩子，跟在孩子后面的还有孩子爹、孩子妈、孩子的爷爷奶奶。孩子们先是叽叽喳喳的说着，小手指指点点：“小红。她是演小红的”，后来索性有节奏地齐声喊叫：“小红--小红！小红--小红”。把我闹了个大红脸，吃饭都没有心思了。
再后来的几天里，无论我走到哪儿，后面都尾随了一群未成年的“红粉”、“红丝”，他们笑着、跳着，像过节一样开心。生产队干部找到教导员，说这里的老乡从没看过戏，要求将《妈妈的故事》继续加演。
我们的对口剧在那个村子里连演了十几场，场场爆满，场场都赢得泪水。
现在想来，当“明星”，除了行动受点限制之外，被“追”的感觉还是挺美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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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18 21:13:41
发表于 2015-6-19 09:0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