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长中的难忘事
作者:丛军
我们每个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些让你终生难以忘怀的事情,有的甚至是刻骨铭心的。有高兴事、有悲伤事,还有的是有趣的事……,我也不例外。因为我们都是在这大千世界、纷繁复杂的人生经历中慢慢长大,慢慢成熟,慢慢变老的。
妈妈生前常给我讲起这件事:在我3岁那年,我因急诊住进了汪疃镇医院(就是妈妈菜没卖成的那一回),当我住进病房以后,不知从哪里突然飞来一只猫头鹰,落在我住的那个病房的窗棂上,使劲叫唤,让人心烦。妈妈就轰它走,可是飞走了,又飞回来,反反复复,就是不肯离去。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叫得更凄惨,让人毛骨悚然。妈妈很讨厌这只猫头鹰,连续好几天也赶不走它,就很生气地把我抱回了家。结果这只讨厌的猫头鹰也跟到我家来了。妈妈把我抱到哪个屋,这只猫头鹰就在外面跟到哪个屋的窗前叫。轰它就飞走,不轰又飞回来,妈妈气愤极了。传说危重病人遇到猫头鹰叫是不祥之兆,可能会死掉,更何况这只可恨的猫头鹰一直尾随着我呢。
自从我住院后我妈就托人给我大妈捎信,赶快从娘家回来,家中告急。大妈回来后看我病成这样,心想这个孩子恐怕活不成了,就默默地给我做了一件小红棉袄,又找了几块木板给我钉了一个小木盒子准备当棺材用。妈妈明白我大妈的心思,就跟我大妈说:“嫂子,不用那么麻烦了,一个小孩子死了,用席头卷上扔了就行。”大妈说:“那不行,她爸当兵走了,就留下她这一条根,过后她爸回来了,怎么交待呀?”说也奇怪,自我大妈为我安排好后事以后,那只可恶的猫头鹰反倒飞走了,我也慢慢缓过来了,渡过了危险期。老人们说这是小红棉袄和小棺材把死神给冲走了。这个传奇的事就真真地发生在我的身上。后来每当我一犯病,妈妈看到我遭罪的样子,总会提起这件事。有时她还会说,如果你那时要是死了,就不会遭这么多罪了。
长大后我反思自己,一切缘于我从小的不懂事、不听话。小时候在医院里看见穿白大褂的我就害怕,又怕打针,又怕吃药。每次打针、喂药我都会哭闹、反抗,不配合大夫的治疗而导致的恶果。
妈妈到东北以后组建了新的家庭。大约在我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转到了一个新的学校。班里有个特别淘气的男孩,我们家住邻居。他从大人的口中得知了我的情况,就在同学面前指着我到处散布说:“她没有爸,她是后爸。”小孩子都有好奇心,也很单纯,认为“后爸”就是“不好”的代名词,我象个另类似的。再加之我新转来,和他们又都不太熟悉,因而他们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我就象犯了错一样,无地自容,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从小就是个胆小鬼,我不敢去跟老师说,回家后就在妈妈面前大哭不止,闹的妈妈又是去找那位同学的家长,又是去学校找老师,总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生活中有时坏事真的能变成好事。经历了这场风波以后,我暗暗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严格要求自己。除了身体条件以外,其它方面我都要比别人强,不让别人看不起我。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一直坚守着这个信念。我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再到重点高中,我基本上都是同学们眼中的佼佼者,也曾是妈妈心中的骄傲。回忆往事,我很感激那位同学,是他童年的不谙世事的嘲笑,激励了我奋发向上的那颗心,从而赢得了老师们的喜欢和同学们对我的尊重。
还有一件记忆犹新的事情,发生在“文革”期间。1966年“5?16通知”传达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老师们都靠边站了,教育局就从市里的各个高中学校抽调了一批学生干部,分散到各初中学校去带班,组织学习中央文革下发的“学习材料”和各大报纸登载的有关“文大”的文章及“社论”等,当时称为“文化革命工作队”。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工作队撤销,让我们回各自的学校闹革命。这时学校的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如火如荼。教学楼的墙里墙外,走廊到处贴满了大字报,不经意间我发现一张和“我”有关的大字报。因为我是第一批参加红卫兵组织的,第一批各班的名额很少,只有几个人,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第一批加入红卫兵却给我带来了厄运,又有人拿我“继父”说事。大字报是写给红卫兵组织的,但内容却牵扯到了我。说红卫兵组织不纯洁,审查不严格,质问红卫兵组织:“为什么富农的子女可以第一批入红卫兵?我班的某某,她的亲生父亲是烈士我们不否认,但她的“继父”是富农……。”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犹如五雷轰顶。我信以为真,怒火心中烧。那时候,虽然口头上也说:“讲成份,不唯成份论”,但实际上很重视成份的。好象成份高就不是好人,按家庭出身把人分成了“类”。
我晕头晕脑地回到家里,号啕大哭。妈妈莫名其妙地问我:“你哭啥呀?”我就向妈妈发火:“你当初找人也不问问是什么成份,富农你也找!”妈妈更糊涂了,问我:“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就一边哭,一边向妈妈诉说。妈妈听了以后就向我解释,说当时问了,是贫农,也是山东人,从小给地主家放牛,因这里穷,闯关东来到东北进了鞍钢。但我还是半信半疑,天天以泪洗面。我的精神被击垮了,吃不进饭,也睡不好觉,随之发起了高烧,终于我又病倒了,而且这次病得很重很重,经常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妈妈守着我,时不时看看我还喘不喘气。有一天,邻居刘婶到我家串门,跟我妈说:“孩子都病成这样了,还不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去。”我妈说:“她自己走不了,我也背不动她呀。”那时我家住的地方是城乡结合部,交通很不方便。刘婶就回家让刘叔到我家附近的“农车厂”去,请求人家借了一个手推车,帮忙把我送到了医院。医护人员对我进行了一番紧急抢救,又把我送入了病房。因我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一级护理,大夫嘱咐我妈:“今晚家属不能走,必须留人。”我不知道病房里发生了什么情况。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了,看见妈妈一个人坐在我病床边的椅子上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她整整守了我一天一夜啊!因我从进病房之后,除了鼻子上吸的氧气管,身上又加了其它管,不方便动弹。但我感到屋里很沉寂,就问妈妈:“这屋里怎么就我一个患者?”妈妈说:“昨天把你一推进病房,她们三个都吓跑了,回家了。”当我病情稍微稳定了些,那三位大姐姐又都陆续回来了,并且和我相处的很好。当她们每个人办理出院的时候,都精心挑选了一份礼物送给我,并鼓励我要和病魔做斗争,争取早日康复!
经过两、三个月的住院治疗,医护人员又是把我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死神一次次从我身边擦肩而过,我的生命力还真够顽强的。后来,妈妈跟我说:“就在你入院的那天半夜,隔壁病房和你一样病的那个女孩死了。”我心中暗想:是不是阎王爷抓错人了,让她替我去死了?
1968年上半年,在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这位同学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诚恳地向我赔礼道歉,并告诉我,他们到继父单位去调查,人家根本没接待,而且跟他们说:“这是个苦大仇深的老工人,你们青年学生有什么资格来调查?”
转眼到了1968年10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开始了“老三届”下乡运动。我校六届毕业生(初中部和高中部各三个年级)一起下乡。就在即将奔赴农村“广阔天地”的前夕,这位同学又到我家里含泪向我妈妈赔礼道歉,说对不起我妈,也对不起我,更对不起死去的烈士。我妈原谅了他,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孩子,你们现在还年轻,将来走向了社会,一定要吸取教训。没有根据的话,千万不要随便乱说,这会害死人的。我女儿身体不好,她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她的病最怕上火,一上火就感冒发烧,肯定犯病,这次差点要了她的命。”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但给我留下的记忆却是刻骨铭心的。我为自己那时的单纯和幼稚感到可笑。如果发生在今天,我不会上火,也不会质疑,我会坦然面对,笑对人生。这就是人生经历,是一种成熟,是一种历炼。
我的故事,今天讲起来好象是笑话,但让人听起来还有一种酸酸的、苦涩的味道,但它确实是我成长中的真实经历。
华野九纵烈士的女儿:丛军
2017.7.2—7.5于辽宁鞍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