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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寻访新四军的“白求恩”故地
双边使馆的文化参赞，是我们的好朋友。闲聊时贾参告诉我们，大名鼎鼎的新四军的“白求恩”——罗生特是奥地利人。2006年是中奥建交35周年，维也纳罗生特纪念碑揭幕时，罗生特亲手接生的陈毅元帅大儿子、中国对外友协的会长陈昊苏，专门来到维也纳参加了活动。
我们对罗生特并不陌生，而且还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我们的父辈都是新四军的，对他的传奇经历过去就知道不少。白求恩牺牲后的第二年，1941年初罗生特加入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他是唯一既当过新四军又当过八路军以及解放军的外国友人，他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足迹遍布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吉林、辽宁、黑龙江等省。他在我军四大野战军中的三野、四野都呆过很长时间，经历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经他治疗过的人，从元帅到士兵，从军人到百姓，数不胜数，人们众口一词地说他好。他是我军历史上，工作时间最长、转战地域最广、救治伤病员最多、我军职务最高（四野一纵卫生部长，一纵是我军王牌中的王牌——38军的前身）、和我军高级指挥员交往最多的外国医生。新四军的陈毅军长赞誉他是“新四军的白求恩”。
可能是光彩夺目的罗生特在中国的故事太多、太感人，对他是奥地利人，我反而没有什么印象。经贾参一说，我真是喜出望外，维也纳还是罗生特的故乡！我问了罗生特纪念碑的地址，就在南特大街边上的鲁道夫医院，离我们馆舍不远。
南特大街，是维也纳有名的外交官大街，世界各国很多外交官都住在附近。我们没有搬进新馆舍前，每天都在南特大街上买菜。在鲁道夫医院门口，我用一张德语的问路字条，向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模样的人，打听罗生特纪念碑的地点。我按他指的方向，走进了现代化建筑的医院，心里想象着罗生特纪念碑的样子，全身？半身？立？坐？青铜？石雕？······在医院的巨大草坪后面，有几个碑和雕像，都不是他的。我拿着德文字条又问了几个医院人员，要麽不知道，要麽地点不一。我不再问了，反正医院也没有多大，干脆把医院找了个遍，仍然没有找到。
我当然不会罢休，就找到医院办公室。一个女老外倒是很客气，让我坐等一下。她看着我的德文问路字条，在电脑上滴滴答答地敲着键盘，聚精会神地忙了起来，好像是检索什么复杂的医学资料。我心里非常不解，这家医院是在去年中奥建交35周年、奥地利举办中国年之时，为罗生特纪念碑剪彩的，怎么会对罗生特如此陌生？！十几分钟后，检索结果出来了，罗生特的纪念碑不在这里，而在马路对面的医院旧部。
我走进老式的圆拱形医院旧部大门，找了半天，还是没有看到。准备出门时，不经意看到传达室对面的门厅墙壁上，镶嵌着一块很不起眼的四方形的小石板。它的旁边贴了几张通知、广告之类的东西。石板上刻着德文，罗生特的头像就是一根浅浅的雕刻线条构成，刻工粗糙、相貌失真，人像很丑。如此简陋、低档的个人纪念碑，太出人意料了。在维也纳，各行各业的名人、英雄的高大纪念碑、全身雕像，比比皆是，不可胜数，像罗生特这样的“纪念碑”很少见到。在人类近代史上，二战是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纳粹国的奥地利，扮演了可耻、可悲的角色。很多奥地利人作了愧对子孙和人类的选择，而罗生特是个意外。他在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成为他们国家非常难得的英雄。可是二战胜利60多年后，他仍然受到的是这样的冷遇。
（右边墙上的灰石板就是所谓的罗生特纪念碑）
回家后我才弄清楚石板上写的内容：“谨纪念伟大的中国医生和人道主义者罗生特（1903——1952），他曾经在维也纳和中国生活，并在鲁道夫医院度过重要岁月。”这是典型的老外语言。而且，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反法西斯、抗日的话，罗生特最了不起的经历被抹去了。最不可思议的是，把罗生特写成是“中国医生”！真是天大的笑话，这是无意还是故意？中国的大使和北京的中国官员都在场的情况下，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
（刘少奇、罗生特、陈毅在新四军）
大家都知道罗生特是奥地利人。他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利洛夫（现在是乌克兰境内），他的父亲是奥匈帝国的下级军官。他从小在维也纳长大，是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在维也纳几家医院工作过，自己也开过诊所。因为他是犹太人，又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曾经两次被捕入狱。1939年出狱后，被驱逐出国，奥地利的纳粹政府限他两周内离开奥地利，并永远不准再回来。现在他的英名回来了，他却成了“中国医生”!他从来没有加入中国国籍啊！ 奥地利的纳粹政权垮台了60 多年了，为什么被奥地利纳粹政府驱逐出国的罗生特，现在连奥地利国籍也没有了呢？······
我真为罗生特愤愤不平，他曾经被残忍地迫害、侮辱、赶出国门，但是他却为自己的祖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让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永远记住了奥地利的优秀儿女，一个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作出过杰出贡献“白求恩”。像他这样二战的反法西斯英雄，在奥地利是很难找出几个来的。
我又找到了以罗生特命名的公园，地点已经离市中心很远。公园非常小，仅仅比一个篮球场略长一点，维也纳可能找不到比它更小的公园了。里面没有树、没有花、更没有湖水，只有一些儿童的娱乐器具。如此巴掌大的地方称为公园很滑稽。我围着公园转了两圈，好不容易在公园东头地面上找到一块小石板，和鲁道夫医院的罗生特纪念碑一模一样，把医院的碑搬到命名的公园来，多省事啊。因为小石板是平平地埋在地面上，连一个矮小的基台都没有，沙土杂物很容易就把它遮盖了。再说了，谁到公园会眼睛盯着地面上呢？我此时已经见怪不怪了，总有一天，奥地利的后代们会对前辈这样的做法重新给于公正的评判。
（路边草地上的灰石板是罗生特公园的纪念碑）
我忽然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这个地方的公园命名为罗生特公园呢？这里距离鲁道夫医院非常远，是不是他的故居就在附近呢？如果是这样，我应该去看一看，甚至送一束鲜花给他的后人。我的心情一下子好起来，我向当地的居民打听皮匠胡同，罗生特的家曾经住在维也纳的皮匠胡同14号。老外们倒是很热心干此类事情，他们一番讨论后，说有一条街过去是专门制作皮革制品的，就离这里不远。我找到了那条街，都是联排的带小花园的住宅，符合当时罗生特殷实的家境。我没有贸然去敲门，总要做点准备再来。
（公园草坪上的罗生特纪念碑）
贾参不同意我对罗生特故居的推测，他从来没有听说过那里有罗生特的故居，他非常肯定的告诉我，罗生特在维也纳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他像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样，在纳粹的铁蹄下，家破人亡。
我没有找到罗生特的故居，可是我在脑海里寻找着另一个答案：一个人在突如其来的残酷命运打击下，为什么能让自己的生命如此光彩夺目？我在寻访罗生特的旧址时常常思考着：罗生特生活在西方社会，接受的是传统的资本主义教育，可是他到了中国后就成了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的楷模，这跟我们国内的英雄成长理论大相径庭。我感到十分困惑，是谁教育培养他的？好像都没有。他来中国之前，就有英雄的行为，在法西斯的集中营里他被打断了牙齿、肋骨，仍然冒死去抢救压在断墙下的难友们，自己因此几乎被看守打死······
在皖南事变后，遭受重挫的新四军，处境极为艰难。刚刚逃出虎口的罗生特，在上海凭着过人的高超医术，有了稳定丰厚的收入。但是，他毅然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参加了新四军，睡的是满是蚊子、跳蚤的茅草房，吃的是没油少盐的杂粮饭菜，在枪林弹雨的战场抢救伤员，长年累月地24小时应诊，······这对于在维也纳长期过着高雅舒适生活，讲究穿着的罗生特来说，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动摇退缩过，他朴实简单的人生信条是，看到别人有困难和痛苦，我不能不管，他自觉地用生命践行着。同样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白求恩，一到中国就熠熠生辉，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格深深感动了毛泽东，教育了几代中国人。白求恩、罗生特是不是在告诉我们，在人种、文化、信仰、社会制度迥然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人类共同的道德美德，在世世代代在传承着，给人类照亮前进的方向呢？······
我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来到罗生特在维也纳的最后一个旧地，罗生特获得“生命签证”的地方——维也纳的中华民国总领事馆。贾参好几次很骄傲地告诉我，发给罗生特去上海签证的是中国的辛德勒——前国民党的总领事何凤山。他不顾个人安危，给纳粹蹂躏下的2000多犹太人签发了去上海的签证，他拯救的犹太人数量，远远超过辛德勒（1200人）。
做了善事后又从不声张，一辈子默默无闻，中国辛德勒的壮举是在他死后才被发现的。何凤山生前回忆自己义举的动机，只有平平淡淡一句话，“富有同情心，帮助别人是很自然的事”。他的名字被载入了一份比辛德勒名单更加伟大的名单——以色列“国际义人”名录，上面有四十多个国家的两万多名的世界各国的辛德勒！在人类最黑暗的年代，以自己人性的光芒，对抗着纳粹的种族大屠杀，挽救了无法统计的犹太人生命······
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何凤山总领事馆，位于维也纳城市公园南大门的对面，紧靠着伊拉克大使馆，我们过去无数次地从它门口经过，所以一下子就找到了。这栋白色的五层大楼很漂亮，有气派（Johannesgasse 22）,在门口的两边墙上各镶着一块铜牌子，分别用英、德文记载着何凤山的伟大事迹。牌子是由美国的犹太组织捐赠的，中国大使馆的王代办和美国大使都参加了纪念碑揭幕仪式。很可惜的是，贾参也不知道总领事馆当时在大楼里的具体位置。
从集中营里出来的罗生特就是在这栋大楼里，领到了生命的通行证。这个被中国人拯救的生命，在中国的抗日和解放战争中，又救治了无数的中国人。这原本是一个非常传奇完美的故事，可是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回国探亲的罗生特，再也没有能返回到中国，他拿不到新中国驻外机构的签证，活着的白求恩竟然被新中国拒签了，这成了罗生特和我们后人们极为痛心又无法理解的历史谜团！······
为了解开谜团，我心情沉重又异常困惑地坐在电脑前，整晚整晚地查找着、思考着和签证有关的资料。罗生特不可能在维也纳办理回中国的签证。二战后，奥地利被苏、美、英、法四国占领共管，没有和新中国建交，维也纳没有中国的使领馆。奥地利人要办理去中国的签证，只能到周边有中国使领馆的国家去。罗生特去了东德、波兰、瑞士的中国使领馆申请签证。他被拒签是不是中国使领馆工作人员不了解他的情况呢？或者是签证工作出了差错遗漏？······
都不是的。这几个使领馆的领导正好都是在三、四野战军工作过的，他们多数曾经是罗生特的战友、同事和了解他的人。即使那些不了解罗生特的一般使领馆工作人员，如果见到了入党介绍人是陈毅的中共特殊党员——罗生特，知道了他在我军的传奇经历，看到了陈毅市长赠予他的第三、第四两个野战军的荣誉证书和罗荣桓赠送给他的，刻有罗荣桓名字的怀表，以及他准备在欧洲出版另一部《西行漫记》积累的大量与我军高级指挥员的合影照片······谁会对这样的签证申请人等闲视之？！最起码也会成为当天使领馆内部的头条新闻！······
那么，是不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房间还没有打扫干净，暂时不需要国外知识分子来华工作？我查到了当时主管外交的周恩来总理（新中国第一任外长），1949年后很多次讲话，他反复指出人才缺乏是我们各项建设中的最困难的问题，强调要动员更多的国外专家技术专家来参加新中国建设。自1950年起，通过我驻外使领馆签证，数学家华罗庚、地质学家李四光、火箭专家邓稼先等先后回国，到1956年从资本主义国家签证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达到3000人，周总理仍然不满意，指示再接再厉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回国。罗生特是西方医学的麦加——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综合医学博士，不仅精通内外科、妇科、泌尿科等，而且医德高尚，广大军民对他有口皆碑，最可贵的是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摸索总结了许多我军战地医务工作组织、管理、建设的有效经验，这是其他国外医学专家所不可能有的······
拿不到回中国签证的罗生特，几乎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因为，当他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后，才知道纳粹毁了他的家，母亲被烧死在集中营的焚尸炉里，全家四处逃散。在敌视新中国的欧洲，不仅他歌颂中共军队的书无法出版，就连他自己都找不到工作，生活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罗生特渴望回到他的第二祖国——中国，他非常怀念在中国的美好时光，他视为知己的陈毅军长曾经和他几次通宵长谈，他们一块游泳、散步、唱歌······陈毅把心爱的坐骑和与他同年出世的比利时马牌小手枪赠送给罗生特。罗荣桓更是对他关怀备至，信任有加，几次要委任他要职。大鼻子神医罗生特成为我军各个部队争抢的宝贝，他的几次赴延安之行，就是因为沿途部队的极力挽留而不能实现。他因此和我军的彭雪枫、罗炳辉、谭震林等杰出的战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奴隶娃子出身的神枪手罗炳辉将军，亲手为他打过野鸭子改善生活，还用银元打了一双筷子，刻着“赠罗生特大夫 弟罗炳辉”······
罗生特从1950年8月到1952年4月，长达近两年的时间里，在几处中国使领馆都没有得到签证。我猜测，罗生特一定百思不得其解。他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为中国的解放战斗了八年，他回国探亲是报经中央批准同意的，刘少奇、罗荣桓、陈毅等老领导一再挽留他，并分别在天津、上海设宴为他饯行，陈毅盛赞他是活着的白求恩，期盼他早日返回中国。我后来终于想明白了，于是不再去寻根追源。一个中共的党员，活着的白求恩，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三个中国使领馆都拒签，不让他回中国，这本身就是答案了，说明原因不在国外，更不在使领馆的某个人······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都不可能避免失误，中国革命就是在自己的失误中走过来的，而且以后还会这样吧······
1952年4月22日，49岁的罗生特因心脏病突发，在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去世。新四军的白求恩，在焦虑和痛苦地等待返回他的第二祖国——中国的签证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续写了自己传奇经历的悲剧性结尾······半年之后，陈毅元帅才得知罗生特被拒签之事，来自元帅的过问已经为时太晚了，罗生特已经长眠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一个墓地中······也可能有一天，罗生特被拒签的历史谜团会真相大白。不过，不管谜底如何，一个不完美的故事，或许可以给我们更多更深的思考和启迪，罗生特的故事会更有益于中国人的后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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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3 11:0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