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上海海关大楼第九下雄浑的钟声，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了凝重的夜空，第二十七军的勇士们跃过沪杭铁路，开始了“瓷器店里捉老鼠”的行动。
不一会儿，苏州河以南市区内枪声大作。第七十九师沿着梵皇渡路向东，经豫园路、林森路，朝北京路、南京路向外滩市中心追击；第八十师沿徐家汇、斜土桥向东挺进；第八十一师沿南京路以北、苏州河以南一带攻击前进。各部队沿街走巷与蒋军激战，随着高大楼房的出现，蒋军的狙击火力越来越猛烈。各级指挥员靠前指挥，不与小股敌人纠缠，不与敌人作一街一弄逐楼逐房的争夺，用最快的速度占领主要街道和主要建筑物，甩开敌人，向前推进，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对那些分散之敌，先占领，后包围，再消灭。
就这样，激战了不到6个小时，各部队纷纷打电话报告兵力不足了。军政委刘浩天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以为是伤亡太大，一问才知道，各部队每占领一个地方就留下一些兵力把守，一路撒下去，兵力就吃紧了。刘浩天与聂凤智商量，命令各师立即收拢兵力，向前打，尽最大可能歼灭蒋军有生力量。他带领政治部人员联系上海地下党，请人民保安队和工人纠察队负责占领地域的警戒巡逻。当时，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和上海市委指示：由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上海解放不需要采取内部武装起义，而要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破坏，保护工厂、机关、学校，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中共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和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等同志组织全市各条战线共产党员，发动成立了6万人的人民保安队和4万人的工人纠察队。
天亮时分，第二十七军各部先后打到苏州河边，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市区。
“老鼠钻进瓷器店”里苏州河成了绞肉机
苏州河宽约30米，从西向东流过上海市区进入黄浦江，河上架有10多座大桥，每座桥都有蒋军重兵把守。蒋军在马路和桥头都修建了地堡，筑有街垒，堆有拒马，拉着铁丝网，从地堡到楼房有几十挺机枪封锁着桥头，不要说是人冲过去，即使麻雀要飞过也会被这密集的火力网打掉。
第七十九师第二三五团一营是第一个冲到外滩的部队，三连指导员姜呼万和副连长孙宏英带领官兵冲到了外白渡桥。冲在最前面的是渡江战役第一个冲上对岸的“渡江第一船”--七班的14名战士，他们刚冲到距桥头20多米的地方，突然身边闪出一片红光，由重机枪、轻机枪、卡宾枪组成的火网瞬间将他们打倒，他们全部壮烈牺牲。
官兵们气得眼睛都要出血，一个个像雄狮一样怒吼着向前冲，为七班报仇，但又一批批倒下。姜呼万费了好大劲才把战士们稳住。他想，要想通过这座桥，就必须先封锁蒋军的火力。他调来机枪连配属给他们连队使用的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和八挺轻机枪，向蒋军的轻重机枪火力点猛打，与此同时，把战士分成一个个战斗小组，轮番向桥头冲击。可是，敌人的火力依旧很猛，一组组的战士用最快速度向前冲，眼看冲到了桥拱，再有几秒钟就冲过桥头了，可一阵弹雨带着红光闪过，战士们又呼啦啦全部倒下。没有牺牲的战士，向前爬不了几米，就被敌人的子弹钉在了桥面上。
正午的太阳晒得马路发烫，攻打十几座大桥的战斗都如外白渡桥一样惨烈，牺牲在桥上的数十名战士的遗体被蒋军的子弹打成了肉酱，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鲜血像道道小溪流进浑浊的苏州河。攻击部队的指战员个个气得眼睛喷火，一致要求打炮，有的干部甚至喊，宁愿坐牢也要打炮。聂凤智、刘浩天紧急召开党委会，商量对策，会上有人激动地问：“到底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生命重要，还是资产阶级的楼房重要！”
会前，聂凤智和刘浩天都亲自到前沿阵地观战，他们看到，苏州河南岸的马路大都空荡荡地暴露在蒋军的枪口下，沿岸的建筑物也大都在北岸高大建筑的射程之内，每座桥附近的电线杆上的高压线都被蒋军的枪弹给打断了，沿街的墙壁、粗大的树、桥边的护栏、马路的路面全被蒋军打成了“马蜂窝”。很明显，没有重型火炮轰击蒋军的火力点，靠这样进攻，再增加几倍、几十倍的伤亡也不能突破敌人的防线。但是，开炮的口子一开，部队打起来就收不住了，北岸的高楼大厦、工厂、商店、学校、街道和无数民房将被打成一片废墟。
刘浩天对大家说：同志们，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革命战士的生命重要。只要我们的战士在，打烂一座楼，可以再建一座。把整个大上海炸平了，我们还可以再建一个新上海。可是，我们的战士没了，谁能让他们活过来？！打炮，我也想打！可是，不能打啊，同志们！一是，那些大楼里不只是蒋匪军，还有无辜的平民百姓和外国侨民，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和团结对象。一炮打过去，打碎的不仅仅是楼房，打碎的也是民心啊。大家拍着脑瓜想想，我们若失去了人心，即使打下上海又有何用？！国民党有今天的下场，不就是失去民心的最好例证吗？！二是，我们打炮，要是引发国际事件，这一炮，可能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啊！再说了，那楼房都是水泥砖头盖的，谁占有就是谁的，今天它是资产阶级的，明天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全国胜利了，我们还要建设，还要过上新生活，要建这么多大楼，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啊？！陈老总说的“瓷器店里捉老鼠”的战略要求就在这里。
在苏州河佯攻的“济南第一团”对面是国民党青年军第二○四师的师部和三个营，双方已经对峙了十几小时。该团三营七连指导员迟浩田无意间踩翻一个下水道的井盖，当他得知这下水道通向苏州河时，即带领排长王其鹏和通讯员张瑞林，钻进充满臭气沼气的下水道，摸黑潜过苏州河。他们摸下敌哨兵，在俘虏的带领下直奔二○四师指挥所，指挥所里的蒋军，看着全身被污水浸染得黑乎乎的三个人，只露着洁白的牙齿，以为遇上了神兵鬼将，吓得浑身哆嗦，乖乖当了俘虏。他们令俘虏的敌二○四师副师长下令所属部队缴枪投降，不费一枪一弹，迫使敌1000多人投降，突破了敌苏州河正面阵地。
我第八十一师正面，是由敌刘昌义的第五十一军把守。像刘昌义这样的非蒋嫡系部队，在国民党中倍受排挤，他早就与我地下党组织王葆真有过接触，并于1948年11月16日正式参加了民革上海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王葆真去香港前秘密约见刘昌义，送了他八个大字：“相机起义，迎接解放。”在汤恩伯匆匆逃上军舰之前，他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他不想作替死鬼，多次到四川路赫林弄找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元老刘云昭老人，想让老人帮助他同共产党联系。我第八十一师政委罗维道得知这一信息后，与地下党员田云樵商量用什么办法前去劝降刘昌义。田云樵想到了一个联系人王中民，当时在上海海关工作，曾担任过国民党少将部员，与敌五十一军的高层干部比较熟，建议利用他到对岸去活动一下。罗维道马上向军长聂凤智请示，得到了军部同意。
25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罗维道政委派两名参谋把王中民送到前沿阵地，让他过河劝降。我军打旗语通知对方停止射击，王中民举着“和平使者”四个大字安全到达苏州河北岸。王中民通过他的同乡同学、刘昌义的亲信、五十一军副官处长刘凤德和刘昌义取得了联系。下午，带着刘昌义、刘凤德、五十一军军法处长魏震亚和一名参谋，乘坐两辆坦克和一辆吉普车，通过造币厂桥进入解放军阵地。罗维道带刘昌义到虹桥路第二十七军军部，与聂凤智签订了起义协议。
26日清晨，我八十一师接管了刘昌义部队布防的各道桥梁，从造币厂桥和永安桥等处浩浩荡荡地开过了苏州河，接管了五十一军的全部阵地和防区，并有力地支援了我军对外白渡桥的攻势。外白渡桥的争夺战在解放上海市区的全过程中算是激烈的，敌人在桥边的上海大厦布置了一个营的兵力，我军冲了许多次，伤亡很大，就是冲不过去。所以，八十一师一过苏州河，就抽出兵力从背后去攻上海大厦，在前后夹击中，外白渡桥很快就被我军拿下了。
刘昌义的部队按协议撤至江湾体育场接受我军管理，当他们到达体育场南面时，遭到了原在该地驻防的国民党五十四军和三十七军从北面和侧翼的围攻。我第二十七军立即派部队支援刘昌义，刘昌义部也调转枪口向蒋军宣战，经过双方共同努力，将国民党五十四军和三十七军这股敌人全部歼灭。
刘昌义率领所部4万余人起义，在上海蒋军阵营中引起了极大震动。我第二十七军政委刘浩天要求各部队抓住战场上这一有利时机，广泛开展战场喊话和火线劝降工作，尽最大可能减少伤亡和财产损失。在解放军强大的喊打攻势下，据守在各据点里的蒋军，纷纷缴械投降。
据守在邮政大楼、百老汇大厦里的国民党青年军十分顽固，我第二三五团的几个营对其包围喊话。解放军一喊话，他们就打枪。反反复复几个小时，他们感到无望才全部投降。其他各小股负隅顽抗之敌，也被我军分别包围，或火线劝降，或就地歼灭。
到27日19时，苏州河以北的数万蒋军基本被解决，吴淞口方向的的枪炮声也全部停息。上海市区的战斗只剩下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两个地方没有发起，之所以把这两个厂放到最后解决，主要原因是，敌人早就叫嚣，只要解放军攻打，他们就把厂子炸掉。电厂和水厂是上海市民的命根子，如果被炸掉，广大市民的工作和生活就会受到极大影响。
我第二十七军从上海地下党组织处得到的情报，据守电厂和自来水厂的是国民党军第二三○师，约8000余人。敌人已经在厂里安放好炸药，只要一处引爆，全厂必然毁掉。厂里的地下党组织正组织工人纠察队护厂，但是赤手空拳的工人对付荷枪实弹的蒋军，肯定是凶多吉少。
第二十七军一面重兵包围电厂和自来水厂，一面发动全军查找国民党第二三○师官兵的社会关系，他们要利用社会关系找蒋军军官做工作，争取兵不刃血，让上海这个“命根子”回到人民手中。当他们得知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教授蒋子英住在上海，而且同守军指挥第二三○师副师长许照关系很好，就想方设法找到了蒋子英，做通了蒋子英的工作。蒋子英又出面做许照的工作，许照终于同意与解放军代表谈判。经过谈判，许照率领8000余蒋军投诚。至此，大上海全部回到人民手中。
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望着马路两边不同形状的房屋完好无损，一个个窗户开始亮起了灯光，感到非常欣慰：他们完成了“瓷器店里捉老鼠”的任务，既消灭了敌人又保护了上海。上海的生产没有停顿，商店没有停业，电灯电话、煤气自来水、公共交通正常运转，甚至警察还照常维持交通秩序，这在战争史上可以说是一大奇迹。几天没有合眼的聂军长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天下着小雨，到处都是湿漉漉的。二十七军作战处处长刘岩向政委刘浩天请示：“部队都进入了市区，因一时找不到那么多空房子，各师请示，能否让部队以班为单位就近到市民家里休息？”
刘浩天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告诉各师，所属部队一律不准到市民家里躲雨休息。没有空房子，一律以营、连为单位，布置好警戒，露宿街头。告诉指战员，我们军指挥所就在上海市中心威海路街头，聂军长和我也露宿街头。”各师接到命令后，立即下令各团、营，要求所有连队作为战场纪律执行，一律不得进入市民家中，不得扰民。各连派出警戒后就在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上躺下，尽量躺在一条水平线上，保持着连、排、班的建制，只要一声令下，即可一跃而起，成一路纵队开拔。
三野政治部摄影记者陆仁生看到这个情景，立即拿起照相机，拍摄下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的照片。这些照片，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也成了摄影界的经典之作。
1949年5月28日清晨，上海的千家万户市民推开窗户，抬头望天，还是连天的绵绵细雨；低头看地，却见街道上出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马路人行道上躺满了和衣而卧的解放军官兵。看到这一情景，长期受国民党军欺凌的市民们激动得鼻子发酸，泪流满面：“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部队？！真是把百姓当成自己的爹娘一样爱呀！”
市民们纷纷从家里跑出来，请解放军到自己家里避雨。战士们婉言谢绝，谁也不去。市民们没办法，只好跑回家中，拿出家里所有的雨具，站到战士们中间为他们挡雨。有的市民还送饭送水送点心给解放军，一些外国居民还送来饼干香烟，但是，解放军忍着饥渴，不要一口水，不取一根线，礼貌谢辞，丝毫不犯。
美国合众社的报道也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中共军队军纪优良，行止有节，礼貌周到”，“虽然有许多大厦是大开着，可以用来做军营，而中共军队仍睡在人行道上”。解放军露宿马路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上海大街小巷，国民党对共产党、
解放军长期丑化宣传所造成的壁垒，顷刻间土崩瓦解。整个大上海沸腾了，男女老少，全都走出了家门，唱歌、跳舞、扭秧歌，进行大游行，看解放军入城，庆祝上海大都市的新生。可是，他们很少有人知道，这场“瓷器店里捉老鼠”的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伤24000余人，7784名官兵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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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3 17: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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