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 协商民主的探索与实践

上善若水

浅说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

协商民主的探索与实践

程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是“舶来品”，而是原生态的“中国造”，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孕育阶段、建国初期的形成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阶段，实践领域不断拓展，形式不断创新，内涵不断丰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人民民主所开展的政治实践活动的总结和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所处的特殊政治生态环境，要求一方面坚决对敌开展武装斗争；另一方面以协商合作的方式，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曾开展过有关协商民主的探索与尝试。

（一）协商民主建军

    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了残酷的“围剿”，红军游击队被迫分散进入当地深山老林坚持斗争，由于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对外界消息十分闭塞。受命负责赣粤边区斗争的陈毅、项英等领导同志在坚持游击斗争的同时，还想方设法购买收集各类香港和内地的报纸，从字里行间去揣摩和分析形势，研究领会中央有关方针政策精神。卢沟桥事变传到当地后，陈毅、项英等领导同志正确分析了形势和事变性质，指出民族矛盾正上升为中国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危机正进一步加深。他们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提出“抗日救华北”、“实行全国联合，一致抗日”等口号，项英同志还以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名义分别致函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国民党军第46师师长戴嗣夏、国民党赣州专员马葆珩，以及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县长，要求立即开展谈判，协商合作抗日大计。

    与此同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为尽快在南方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展开了多次艰苦曲折的谈判。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关于南方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提出：在保存革命武装，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红军游击队可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9月24日，陈毅、项英来到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开展了谈判，其他游击区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了谈判，最终达成了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协议，但在军队名称和军长人选上，双方却产生了严重分歧。其中，关于军队名称，项英同志原想成立独立的抗日义勇军，但被国民党方面以军令、政令统一为名加以拒绝；关于军长人选，蒋介石要陈诚或张发奎任军长，而中共中央提议由叶剑英或彭德怀任军长，蒋介石又反对。正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北伐名将叶挺回到了国内，他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找到了老同学陈诚，提出将其编成一个军，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以示继承北伐战争中有“铁军”威名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光荣传统，消除分歧，一致抗日。经过国共双方协商，接受了叶挺将军的建议，并认为叶挺将军是最合适的军长人选。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对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稍后，国民政府军政部也公布了任命叶挺、项英为新四军正、副军长的命令。1937年12月25日，叶挺和项英在武汉召开新四军军部干部会议，从而意味着新四军正式成立。在一定意义上说，新四军，这支光荣的部队就是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国共两党经协商谈判的产物，符合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共同意愿，得到了以宋庆龄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等社会贤达的大力支持和鼎力帮助。而新四军成立以后，更是吸引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投笔从戎，例如，著名的电影《渔光曲》作者、人民音乐家任光（1941年“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等。

（二）协商民主建政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全体人民建立了具有最广泛民主性质的抗日政权，开创了一个自由民主光明的新天地。而其中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先后设有七个行署，一个军政民联合办事处，二十多个专员公署，一百四十七个县政府，管辖面积达一百二十余万平方里，总人口六千余万，且位于中国最富足的地区，其民主政权建设得如何，就成为影响当时民众抗战心理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民族解放战争的政治领导者，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们经过认真地探索和总结，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带动根据地的人民民主建设，采取了许多协商民主的有效措施，普遍建立了含有真正民主内容的抗日政权，积累了在缺乏民主传统与习惯的中国社会直接实行民主政治的丰富经验。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政权普遍采用了议会制，建立民意机关即参议会，容纳和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政权管理。而民意机关在议事方面，也真正做到了议而决，决而行。以皖中区参议会为例，其一届二次会议的118件决议案到下次全会召开时，根据地政府已落实了106件，仅有几件由于当时形势的变化而未及全部落实。又如，根据上级指示，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普遍采取了“三三制”的组织结构，即在抗日民主政府的人员中，中共党员、民主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既能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能容纳团结抗日各阶级各阶层，极大地激发了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关心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热情。以苏北盐阜区根据地为例，1942年11月召开第一届参议会时，不但根据地内各党派团体代表踊跃出席，就连在沦陷区的开明绅士邹鲁山等参议员也冒险回乡参会。到1943年，华中抗日根据地内逃亡的乡绅商贾有95%以上都回到了家乡，不仅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也吸引和带动了上海、扬州等沦陷区的客商到根据地投资经商，帮助我抗日军民粉碎了敌人的围困封锁，度过了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对此，邓小平同志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开启了政治协商制度的先河。”这是协商民主推动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典范，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雏形。

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协商民主实践和功绩还体现在各级参议会及其成员对边区政府工作，特别是边区廉政建设中起到不可替代的民主监督作用上。当时，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非常重视来自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民主监督。彭雪枫同志在《为紧急动员告淮上绅耆书》中提出“历来倡导之责，实在地方英俊秀杰之士”，号召当地社会贤达、民主人士不仅要“教育砥砺淮上人民誓死不当亡国奴”，还要积极关心“改进行政，肃清贪污，改良民生”；时任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主任刘瑞龙（刘延东副总理的父亲）在行署成立大会所作报告中把“建立新民主政权的新作风”单独成篇，提出要建立“战斗的、民主的、廉洁的新工作作风”，指出民主的作风就是“要接触各个阶层的人民，倾听群众呼声，经常接近群众，倾听群众对政府的批评。”1943年6月7日淮北苏皖边区参议会驻委会暨各县参议长联席会上共提议案36个，其中即有4个廉政建设案，根据地军民，尤其是民主人士廉政监督诤言有力推进了边区的廉政建设，促进了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领导干部努力勤政廉洁，以自身良好的模范形象赢得了抗日军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对此，毛泽东主席赞赏地指出，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已经成了华中人民的长城，成了华中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三）协商民主建国

    抗战胜利后，为更好地坚持、巩固和建设解放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局面，中共华中分局决定统一华中根据地行政机构，并于1945年10月29日，在淮阴市清江城（今淮安市淮阴区）召开了由苏皖豫各解放区负责人、各行政区参议会负责人、各界代表出席的联席会议，经过充分民主的讨论协商，决定成立苏皖边区民主政府。会上推选出主席李一氓、副主席刘瑞龙、季方、韦悫、方毅，以及苏皖边区民主政府委员张鼎丞、粟裕、邓子恢、谭震林、曹获秋、张帐帆等27人，边区政府内设厅、局、处16个部门，划分8个行政区，管辖72个县市，人口近三千万，面积32万平方里。苏皖边区民主政府注意发扬民主，遇事共同商量，彼此相互信任，和衷共济，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拨付大量贷款发展生产，改善民主，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城市工业、乡村农业、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修复了桥梁279孔，公路2330公里，创建了五所医院，创办了十几种报刊杂志，创立了华中建设大学、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和九所中专学校，对团结带领华中人民保卫民主权利，从事和平建设，发展工农业生产，繁荣经济，解决战后经济重建，以及为保障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作了重要准备，成为协商民主实践的又一个重要典范，为建立新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栋梁之材。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山城重庆，中共驻渝办事处所在地红岩村和当时民盟等爱国民主力量也集聚特园，为协商和平建国民主大业而紧张地忙碌，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和以宋庆龄、何香凝、张澜、沈钧儒等爱国民主人士相互间，坦诚友好地交流着意见建议，共商国事，其中江南八区的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命运是双方经常关注，经常开展对话协商的一个重要话题。为不让人民再受战火之苦，争取和平民主建国，在与爱国民主人士，包括与国民党内民主派进行充分协商、相互沟通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细致谈判， 1945年10月10日，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双十协定》，中共中央决定撤出江南各解放区新四军和党政机关，显示了最大的和平诚意。但协议墨迹未干，自以为得到了美帝撑腰的国民党反动派就撕毁了协议，率先挑起了全面内战。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下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10个整编师，约30余万人兵力，首先对我中原军区发起大规模武装进攻。在全面内战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更是无视人民要和平发内战的愿望，颁布了所谓《戡乱建国动员令》，悍然关闭了驻国统区的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并污蔑民盟等民主党派组织为“协助共匪颠覆暴乱之工具”，要求自行解散，彻底暴露出独裁反动的嘴脸。对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团结带领解放区军民坚决自卫反击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同时，决心以人民解放战争彻底推翻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广大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也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进一步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最广大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捍卫者、践行者，从而逐步抛弃了“不右倾、不左袒”的所谓“中间路线”，自觉地、郑重地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亲密合作的政治立场。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晋察冀日报》首次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下称“五一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我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纷纷致电或登报，赞赏“五一口号”乃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

    与此同时，1946年12月25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对山东、华中两大解放区实行统一领导，于1947年1月21日撤销了新四军的番号，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自此，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胜利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踏上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新胜利，建立人民新中国的新征程！

映山红